透视转型期的理论创新

　　依赖于独特创意

　　以往军事理论创新一般依赖于技术进步。但转型期，由于信息技术的易扩散性，使得一些先进技术较容易得到推广，如网络技术、数据链技术等，军事理论创新对技术的依赖性减少，成果较多的来自“设计室”及其创意。1996年，美军公布的《2010年联合构想》、《2020年联合构想》，实质上是一种设计与创意，与其说产生于“研究室”，还不如说产生于“设计室”。法军的“水泡”作战理论、印军的“冷启动”作战理论，都孕育于独特创意的“胚胎”。我军军事理论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未来战场设计”、90年代“高技术战场扫描”，也开始从对历史资料的总结梳理中走出来，致力于面向未来进行创意设计。一方面，创意是理论断层的“拐点”。处于一定形态的理论创新，往往是推导式的，可以从现存的理论和实践中总结挖掘出来，因此，需要对现在的理论、以往的战争实践加以研究，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结合上找出共性的东西。而在转型期，军事理论断层面临着重塑，需要创意和构想作为“拐点”，在“无”和“有”之间辟出通道，否则新理论很难“横空出世”。另一方面，创意易于摆脱技术的困境。技术与理论创新的关系具有非线性，具有先进的技术并不一定就能提出先进的理论。当前，技术的鸿沟在缩小，深刻掌握科技原理和军事意会知识，具有利用已有技术提出新概念、新创意灵感能力的一方，更能设计产生理论创新成果。就是说，军事理论创新，更多地发生在利用科学原理和信息技术的独特创意上。

　　依赖于集成融合

　　转型期，军事理论创新靠个体力量“苦思冥想”较少，而更多的是依靠群体、多要素的集成融合。如美军的网络中心战理论，其实是一个集大成产品，其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有群体的集智攻关，商务经济的组织构造、流程设计的启示，又有科技因素、文化因素、艺术因素甚至心理因素的渗透。美陆军的模块化建设理论，本身适应了信息经济发展的模块化趋势，融入了信息经济的组织设计、运行管理模式的最新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军事理论创新正在步入“联合作战”新阶段。一些理论最初可能是由个人提出的，但发展完善并搬上战场，还得靠组织群体来完成。如博伊德、沃登等提出的理论，就是如此：具有一定特质的个体提出原始创意，再通过组织机制开发集成。同时，理论创新不再是单独来源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某些突破，而更多地来源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方式、文化艺术、新创意等多种要素的成功整合，因而组织力显得更加重要。近些年来美军理论创新出现“井喷”现象，源于军事创新体系与机制所赋予的组织力。美军采取集成方法，将各类联合作战理论进行系统整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联合作战理论体系。

　　依赖于复杂性思维

　　随着“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的出现，复杂性科学兴起，科学研究思维开始从简单性范式向复杂性范式转变，同时，军事理论创新的思维，开始向复杂性思维转变。如上个世纪90年代，美军成立了“复杂性理论研究所”，提出了并行作战等概念，用模块化建设的思路，化解军队转型与作战中的“复杂性灾难”。我军提出的体系破击、分布式决策、要素联动、自主协同等作战概念，探索信息化战争的复杂性原理等，都是复杂性思维的结果。

　　随着对信息化战争复杂性认识的加深，复杂性思维成为理论创新的新思维方式。一是把研究对象看成是一个复杂系统。一方面，把自身作战力量融合成一个复杂系统，加强各作战单元之间的联系、关系和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把作战对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对待，将思维的重心从“单个要素”聚焦到“系统整体”，打击与破坏敌作战系统的重要部位和关节点。二是确立起复杂性思维。包括整体思维、非线性思维和过程思维等，主要是形成了以下观点：作战体系是有机的系统整体，具有整体涌现性；作战体系各组成部分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如一因多果、一果多因；作战体系与环境不可分离，与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等。三是复杂性思维军事应用前景广阔。复杂性思维，除可广泛用于军事理论创新之外，还可用于信息化作战理论、条令和战法的研究。同时，理论创新和运用，又进一步牵引对复杂性理论、方法和知识的需求。建立复杂性理论研究机构，加强复杂性理论研究十分迫切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