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余则成”讲述潜伏故事 60年秘密被揭晓

　　电视剧《潜伏》里，为了掩人耳目，老余(余则成)不得不忍受“大老粗”翠平；话剧《风声》里，为了送出情报，李宁玉想出了用铅笔画上“渗透”密码……但这些谍战细节，仅仅存在于荧屏和舞台，说到底还是“玩虚的”。

　　照着“杭州谍战地图”，我们也顺藤摸瓜找到了几位曾经杭州的谍报工作者，让他们当一回导游，顺便也晒晒自己当年的“硬底子功夫”。虽然比不上钢铁侠和蜘蛛侠，但用他们的故事排一出杭州版《风声》，或演一部杭州版《潜伏》，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一号“老余”：张永

　　秘密资料

　　年纪：80岁

　　身份：杭州新四军研究所四分会会长

　　潜伏地：白堤、古荡

　　在风景如画的杭州做谍报工作，张永的形容是“可惜，但又可幸”。白堤、苏堤、六公园、花港观鱼……现在的环西湖沿线，每天都要接待数十万游客，殊不知，当时的这片曼妙山水，却是张永进行地下党活动的“最佳障眼物”。

　　1948年，张永的“普通身份”是杭州大众化文具店的营业员，而与他进行情报联络的，则是从北京派来的上级线人柯里。就像《潜伏》里拍的一样，张永和柯里永远是单线联系的，“从来只有他找我，而我对他的信息一无所知”。

　　整整一年，两人的固定接头地点就是在北山路和白堤一带，张永的理由是“游客多，容易掩人耳目”。每次，“游客”张永都会从一公园或六公园往昭庆寺(现在少年宫)方向走，而“游客”柯里则会从岳坟往一公园方向走，然后在北山路附近的某个地点“偶遇”。那时候，他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在西湖边碰两次面，直到现在，张永陪夫人去逛断桥，偶尔还会“心慌”：“这就叫职业病啊！”

　　张永说，如今城西古荡湾新村的位置，以前也是谍战人员“潜伏”的聚集地。别看现在城西一片车水马龙，当时却全是水田和桑园，而这派“田园风光”也成了最好的保护色。那段日子，张永晚上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半夜里一有狗叫，他甚至都会一骨碌爬起。

　　1948年11月，柯里把一叠手抄材料交给张永，让他誊抄两份杭州地下党人员的详细资料。每次抄好两份，一份柯里带走，一份张永留底，而原稿则当场烧毁，“万一暴露了，肯定连累其他同志”。而留底的那份，张永会折小，然后用皮纸包好，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爬上屋顶塞在瓦片底下，“一幢屋子上万块瓦片，想查到比登天还难。”张永得意地说。

　　二号“老余”：李士俊

　　为什么不去新华书店接头？

　　年纪：86岁

　　身份：原杭州日报总编辑

　　潜伏地：胜利剧院、中山路小书店

　　按照李士俊的说法，电影电视里的那些谍战场面，远没自己当年的经历来得惊心动魄。1945年，这个温州地下党的骨干，只身来到杭州，“当时，钱江大桥上全是日本人守着，陌生人一律不得放进城。”李士俊只好等到天黑，假扮成钱塘江上的渔民，划着小船在六和塔附近上岸。

　　“走路的话，肯定通不过哨卡。”李士俊灵机一动，从附近村民家借来草帽和背篓，摇身一变就成了九溪的茶农，然后哼着小曲一路走到龙井，在那里成功挤上了公交车。“所以做谍报工作，伪装术也很重要。”正是坐着那辆杭州当时唯一的公交车，李士俊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进了城。

　　在李士俊印象中，现在延安路的胜利剧院，是他们最喜欢的“接头地点”，“因为比较热闹，有时候放电影，有时候唱京戏，不太会有人注意我们。”那时候，李士俊和自己上级线人的接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挤在售票窗口，一边假装讨论电影，一边悄悄交换小纸条。另外一种方式，就索性坐到剧场里去看戏，很多时候，一个剧院里甚至会坐着三四个谍报人员，交换完各自的信息后，就以最快的速度消失。

　　如果说剧场里还是拼胆量，那在小书店里的“接头”则更有技术含量。1947年，李士俊经常出现在中山中路的几家小书店里，“就是羊坝头那个地方斜对面”。通常，李士俊会比线人早到，然后在书架上装模作样地翻书，发现线人进来后，李士俊就立刻把小纸条夹在手里那本书的特定页数，然后塞回书架。“他马上再去翻这本书，所有的情报就知道了。”

　　三号“老余”：袁雪道

　　钱柜KTV的前身是什么？

　　年纪：90岁

　　身份：退休干部

　　潜伏地：小车桥、钱江大桥

　　如果不是袁雪道讲的故事，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在小车桥钱柜KTV的位置，原来竟然是地下党的临时监狱，在这里，袁雪道曾用自己出色的谍报技术，让一个大特务锒铛入狱。

　　1947年，袁雪道“潜伏”在浙大华家池校区，名义上是当时杭州《群报》的记者，实际则一直在高校里发动进步青年。那一年，浙大的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莫名死亡，外界舆论一致认为他是自杀，但袁雪道却从侧面了解到，杀害于子三的是当时的特务梁辅承。

　　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袁雪道以为报纸筹经费为由，找到了“大官”梁辅承。某次喝醉酒后，梁辅承说出了自己杀害于子三的事，“从那以后，我每天就去他家附近转悠，就在一公园那里。”终于，在摸清梁辅承住宅的地形和位置后，某天晚上，地下党小分队发动“闪电战”，把梁辅承抓回了小车桥监狱，“在那里，梁辅承看到我穿着解放军的军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袁雪道得意地说。

　　1949年，袁雪道的“潜伏战”打到了钱江大桥。当时，反动派为了阻止解放军继续南下，决定炸毁钱塘江大桥。那时候的袁雪道，白天躲在六和塔附近观察敌人放置炸药的情况，晚上，则通过地下党的特殊身份掩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那些负责炸桥的官兵。

　　最终，炸桥工兵营的官兵将炸药作了重新安置，大部分都被转移下桥：“最后还是炸了，但只在路面上炸出两个洞，主体基本完好无损。”袁雪道说，那是他一辈子最自豪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