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工大毕业生因病离职 靠捡垃圾维生

　　本报记者 陈伟利  本报通讯员 谢原

    一台投影仪引出“捡破烂绅士”

    　　昨天中午11点，热线96068响了，打进电话的刘先生就在报社门口。

“我捡到一台投影仪，你们想办法找找失主还给他吧。”按惯例，记者让刘先生上楼到编辑部来，谁料他说：“我不上来，我穿得破破烂烂的，太脏了。我就在报社门口，拎着个红袋子。”

　　他站在体育场路边，穿着军绿色卫衣和米黄色休闲裤，衣服和裤子上有些污渍；脚上套着一双深蓝色拖鞋，还粘着泥。脸上的胡子长久没有刮了，一副黑色细框眼镜架在鼻梁上。

　　他打开手上的红色塑料袋，红色塑料袋里又套着一个纸袋子，纸袋里才是投影仪。“我怕弄脏，我每天捡可乐瓶很脏的。”

　　问他姓名，他不肯说，只说自己姓刘，今年37岁。那就叫他大刘吧。

　　捡到投影仪，原地等了一个多小时

　　大刘说，前天晚上8点半，他捡可乐瓶一路捡到了庆春路中河路口。“一辆公共自行车车筐里有个黑色的包。肯定是哪个人落下的。我就站在自行车旁看着，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看到有人找回来。怕包被人拿走，我就把包从车筐拿出来放在自己身边。又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人来……后来我就提着包回去了。”

　　说到这儿，大刘说想到前边中河边去聊。见我们有点惊讶，他说：“你看，这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看我们是什么眼神啊，我心里难受。”说着又掏出一包烟：“不好意思，我抽根烟。”抽完的烟蒂他没有随手扔掉，而是等着走过垃圾桶时放了进去，顺便还弯腰捡起了垃圾桶旁的一个小纸团，丢进了垃圾桶。

　　过去在厂里，人家都喊我刘工

　　大刘的言行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但他很介意，不想说自己的名字。“我在杭州认识不少人的。”他淡淡地说：“我是哈工大毕业的……我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发病时会到处乱跑，并且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一个多月前，我犯病来到杭州，捡破烂……我太太，哦，不不，说太太太高抬我自己了，我老婆现在金华，给人开车，我女儿都有你这么高了。”他的眼里突然有了光彩，笑了。

　　聊着聊着，他又抽了根烟。“其实，走到捡破烂这一步是有很多无奈的。我正常时可以上班，曾经在杭州一家有名的机械设备厂上班，人家都喊我刘工(工程师)，也曾经风光过。但一发病，就很麻烦，我不想给单位带来太多负担。”

　　捡第一个可乐瓶时，摘掉了眼镜

　　他扶了扶眼镜：“近视。左眼850度，右眼730度。一个多月前，我伸手捡第一个可乐瓶时，我把眼镜摘了，这样就看不到别人的眼神了。要不我会哭，为了一个7分5厘钱的可乐瓶，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

　　他摘下眼镜挂在上衣领口，镜面朝里。“就是这样捡的。三五个可乐瓶捡下来，脸面就放开了。”说到这里，大刘的眼圈红了。

　　大刘说，现在他一天差不多能捡80个可乐瓶。18~20个瓶差不多是一斤，能卖1块5毛钱，一天也就能卖五六元钱。“我每天都会买一份报纸看。我几个难兄难弟经常说我，你一捡破烂的还看什么报纸。可我觉得这是精神食粮，需要充实自己。”

　　“昨天捡了投影仪后，同住的几个兄弟说让我卖了，能卖个三五百块钱，买点米、买点菜，大家吃几顿好的。但我想，这投影仪可能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丢的，可能是一个外地来打工的人丢的。丢了这东西，他可能一个月拿不到工资，也可能会就此丢了饭碗。”

　　大刘眨眨眼睛：“我总不希望别人也跟我一样走到这一步。”

　　也想卖力气赚钱，却遭遇“欠薪”

　　大刘说，他希望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捡破烂的人。“有些人就盯着你看，有些人还在背后嘀咕，说年纪轻轻就捡破烂。其实，人都是有自尊的。”

　　大刘说他曾经想过改变，十多天前，他跟另三个同伴说：“咱们这样被人看不起，不如去找工作。”找到彭埠有个地方在拆房子，说好50元一天，到了傍晚，向老板要工资时，老板却不肯给。其他三个人都抱怨大刘：“你看谁瞧得起我们。你那么有文化，把我们带去干活，还不是给人家白干了一天。”只好接着捡破烂。

　　聊了一个小时，大刘说他得走了，还得去捡可乐瓶，要不这一天就没饭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