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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五角大楼与国务院争夺地盘 将美外交军事化

   五角大楼将美国外交军事化 与国务院争夺地盘 

  坐落在美国华盛顿附近阿灵顿镇上的那个庞然大物,在其诞生68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行政建筑。

它就是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230多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相当于6个美国国会大厦;8700万美元的耗资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这些都曾令很多美国人怀疑五角大楼是不是太大了?但这样的担忧在日后始终没有成为问题。在美国“必须主导世界霸权”思维的指引下,五角大楼走上了一条权力越来越大、花钱越来越多、染指范围越来越广的不归路。与此同时,野心勃勃的五角大楼被美国国务院指责“偷偷摸摸地抢夺地盘”,被美国的对手怒斥“干着与它权力不相称的事”,甚至被美国批评家称做是进行着“军国主义的豪赌”。

  穿着军靴的美国“外交官”

  上个月,美国国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主旨是讨论五角大楼是否将美国的外交政策“军事化”了。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伯曼在听证会上说,五角大楼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获得了在这两个国家直接规划、出资以及执行战后重建项目的巨大权力,现在,美军又开始要求在其他国家也享有类似权力。美国最近正在争论军方大规模介入传统上本该由外交等文职人员机构执行的任务,是否有利于美国推行外交政策。在这方面已被五角大楼严重夺权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隶属于国务院)前官员克里斯蒂森在听证会上说,在伊拉克政策上,国务院几乎成了为五角大楼提供各种专业人员支持的“全方位合同商”,五角大楼只有在需要城市规划专家、博物馆管理员或旅游促销专家时才会找到国务院,而国务院基本上不参加任何政策制定或财政拨款。克里斯蒂森说,虽然国务院对此很有意见,但如果他们想和五角大楼竞争,“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每次都会输”。

  五角大楼的优势的确非常明显。4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2010年度政府财政预算,在3.55万亿美元破纪录的预算中,五角大楼分到了6711亿美元,占整个美国联邦政府总预算的18.9%,主理外交事务的国务院预算额仅为523亿美元,不足五角大楼的1/10,而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三大部门的预算加起来才占联邦政府预算的2.47%。《名利场》杂志称,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对国务院官员说:“我们浪费的钱比你们得到的拨款都多。”除了预算,五角大楼还拥有人力资源优势。克里斯蒂森举例说,连总部还没有确定设在哪里的美军非洲司令部,预编总部雇员有1300人,而国务院的非洲事务局只有100人。

  “既无钱又无人”的国务院不得不在外交行动中依赖五角大楼的配合,并逐步被其“蚕食”地盘。其实美国人并非现在才注意到五角大楼在外交领域的扩张。去年8月,美国国会也曾举行听证会专门讨论“美国外交政策悄然军事化”的问题。美国媒体称,就是在那次听证会上,人们才知道美国向反恐盟友提供各类军事和发展资金竟然都是通过五角大楼来完成的,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现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会上质疑说,“美国政府文职部门的一些职能和权力被转移到了国防部”。

  五角大楼权力无限膨胀引起了美国各界的质疑。《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如今在海外执行公共外交任务的美国外交官都穿着军靴,越来越多的军人出现在应对海外公共舆论的前线”。文章认为,这种趋势“非常危险”,因为把美国军人而不是文职人员放在全球交流的第一线,只会削弱、歪曲和破坏美国的外交努力。布什卸任前,有美国媒体称,五角大楼在布什任内有如“脱了缰的野马”,这是布什留下的最大负面遗产。《华盛顿邮报》则毫不可气地批评五角大楼“到处展示肌肉”,并称是该制止五角大楼“偷偷摸摸扩张权力”的时候了。甚至连五角大楼的“头儿”———国防部长盖茨也对外交政策“军事化”可能在国际社会引发反弹表示担忧,在他看来,美国的外交领导人应该是“穿着礼服的大使或是在国务院七楼办公的高级外交人员”。

  常常制造事端干预外交

  五角大楼不仅具有干预外交的超强能力,甚至可以通过制造事端来主导外交,并常常因此惹出麻烦。一家香港媒体日前评论说,最令白宫头痛的就是五角大楼,因为它仍然在世界上惹是生非、制造事端,与奥巴马政府大唱反调。奥巴马在伊朗新年发表了准备多时的友好视频讲话后,美国军方却在这个敏感时刻突然高调公布驻伊美军击落伊朗无人驾驶飞机的消息,难怪伊朗政府对奥巴马的讲话第一反应是,“伊朗不会只听奥巴马的讲话,更主要是看美国的具体行动”。

  上个月,美国监测船“无瑕”号在南海与中国船只的冲突,也被美国媒体视为军方与国务院不同调的一个信号。美国《华盛顿观察》说,事发前一周,美中刚恢复中断了几个月的军事交流,一周后五角大楼就“主动”揭露此次对峙事件,目的是向奥巴马政府敲响警钟,提醒其不要忘记中国在海洋上的“崛起”。还有媒体透露说,在南海“对峙”期间,五角大楼甚至不屑启用美国国务院争取下来的“中美军事热线”,五角大楼就是希望在此敏感时刻通过制造事端来影响外交政策。

  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长威尔克森曾对《名利场》杂志披露说,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鲍威尔主持与中方的斡旋,而五角大楼却下令冻结与中国军方的沟通。在中美意见分歧最大的对台军售问题上,已故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伍德曾透露,通常是军方已经确定军售的决定和项目之后,才会通知国务院,而不是如美国法律规定的那样,五角大楼须听从国务院的建议。

  五角大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它的职能。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要求由五角大楼主笔的各种防务报告均成为美国制定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重点的重要依据,其中包括1994年开始的《核势态评估》、1996年开始的《四年防务评估》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军力报告》等。但美国国务院目前仍没有任何关于外交政策布局的年度或中长期报告。“9?11”之后,五角大楼成为主张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最主要支持者,并至今主导着美国对伊拉克及阿富汗政策。当时,前防长拉姆斯菲尔德有关“老欧洲”不支持伊战还有“新欧洲”支持的一句话,致使美国与德法等欧洲大国关系骤冷,而五角大楼则独立于国务院框架之外,“自费”开发与中美洲及东欧等国的关系,组建驻守伊拉克的“国际联军”。伊战前,俄罗斯曾与伊拉克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结果被拉姆斯菲尔德谴责为是在同“邪恶轴心”国家开展合作。对此,俄罗斯外交部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不是五角大楼第一次代表美国和外国企业发表如此不符合其使命的言论了,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给了它这样的权力?!”

  对美国人而言,五角大楼是一种象征

  翻看美国的历史会发现,战争、军事与美国政治似乎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自建国以来,美国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几乎都是由战争决定去向的: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获得美国南部和西部土地以及欧洲国家在中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通过二战奠定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从冷战到反恐战争的20年内,美国只有6年没有参与任何战争,其中3年还是大选年。而自杜鲁门总统至今的12位“战后”美国总统中,10位有从军经验,其中9位曾在二战期间服役。经历过二战的政治精英给美国政治中加入大量的“武力思维”,包括强调国家安全、武力威慑、控制海上通道、大力发展军工产业等。

  庞大的五角大楼就是二战的产物。美国著名军事记者史蒂夫?沃吉尔在两年前出版的《五角大楼史》一书中回顾了那段历史。二战期间,美国决定修建一座新的国防部大楼,当建造计划出台后,其规模之大、预算之高吓住了所有人,要知道,在美国传统中,政府机构向来是越小越好。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促使修建五角大楼的计划得以迅速批准。16个月后,五角大楼就以神奇的速度竣工了,而建成后的五角大楼比当初设计的规模还要大,花费还要高,是英国国防部办公楼、德国国防大厦和日本总参谋部大楼造价总和的4倍多。沃吉尔说,对于五角大楼战后“显得太大”的担忧在现实中从来没有真正成为问题,随着战争的进展,美国人的“帝国野心”逐渐形成,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逐步让位于希望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和自由的“国际主义”思想,“对美国人而言,五角大楼更像是一种象征,它标志着美国新世界观的形成”。

  沃吉尔所说的“世界观”是美国至今历任领导人“治理世界的理想”,也因为其中蕴藏的巨大利益而慢慢发展成为被世人所诟病的“军事凯恩斯主义”。1950年,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机密文件,里面写道:美国经济生产过剩,长期高额军费开支可以刺激经济。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将船舵转向了建立大规模军工产业,以对抗苏联的军事力量,并避免再次出现经济恐慌。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被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分析人士看来,这是因为美国军队内外因此编织起了一张既得利益的巨大网络,五角大楼、军工企业、部分国会议员和国防科研机构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西班牙《世界报》曾说,军队是美国的特权阶层,美军每年从私营企业采购价值1500亿美元的商品和劳务;除了五角大楼67.1万名文职人员和140万美军官兵外,还有150万美国人直接服务于军方机构,也就是说,美国总人口中的2.3%为五角大楼做事。甚至于许多美国退役军人活跃在政府的各个部门,在许多人看来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比如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在老布什政府任期结束时卸下防长职务后曾担任军火巨头哈利伯顿公司的高层职位;而持有联合防务公司一大笔股份的卡莱尔集团的董事会成员则包括前总统老布什和前国务卿贝克;奥巴马不久前任命的五角大楼二号人物威廉?林恩曾是美国著名军火商雷神公司副总裁。

  对此,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日前撰文称,美国立足于不现实的意识形态,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正引发严重的悲剧,对美国来说,相信“军事凯恩斯主义”无异于“慢性自杀”。查默斯认为,“美国把一切都赌在了军国主义上,而在其他所有方面放弃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面对各界的强烈不满,五角大楼正在尝试展现其“柔和的一面”———3月,国防部长盖茨推荐一名更加注重人道主义和外交努力而不是喜欢展示强硬力量的将军出任欧洲司令部司令。五角大楼的这一举动被《华盛顿周刊》称为是对美国外交“巧实力”主张的响应。不过,这种转变趋势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信任。德国马歇尔基金主任斯泰尔穆勒警告说,希望这次新任命不要只是“一次装点门面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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