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要创岭南学派 着眼珠三角给大学增负

校长黄达人对教育有“新鲜”看法：中学应减负,大学要增负

　　中山大学要创岭南学派

　　校长黄达人对教育有“新鲜”看法：中学应减负,大学要增负

　　文/本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本报记者 夏扬 图/本报记者 何奔

　　采访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是件愉快的事情。多年老朋友，见面时不需要寒暄，我们一边握手，他一边开始“抱怨”：拿到采访提纲后，就开始做“功课”了，他专门邀请了学校中文系、历史人类学、经济管理领域的多位学者反复“清谈”了三次，还专程两次登门广州美院和岭南画派纪念馆，请教关于岭南画派和岭南文化的问题，以求将思路整理得更好。

这真是典型的理科人性格，科学思维，严谨执著，为求真而不耻下问。跟这样的人交谈，你会知道他说出的每一个观点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名人会

　　黄达人妙言

　　●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无法界定什么人是大师，但却可以判断什么样的人一定不是大师，学术作假、为了私利而去取悦他人的人一定不属于大师的范畴。古人云“道德文章”，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学识更重要。

　　●学生竟然会去揣摩、迎合老师的想法，这个可怕极了。

　　●中学应减负，大学要增负。

　　“达人”来历

　　无巧不成书。今天正好是黄达人校长的生日。

　　黄达人自述，名字中的“达人”二字来自《论语· 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前很多家庭都用立人、达人作为兄弟名字。如果弟弟名字是达人，哥哥多数就叫立人。黄达人的哥哥就叫黄立人。

　　黄达人出生诗书礼义之家，父母都是医生。

　　人物档案

　　黄达人

　　中山大学校长，1945年4月19日生，浙江人。学术研究领域为函数逼近论、小波分析、信号和图像处理，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获发明专利三项。先后担任《数学进展》、《Approximatio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杂志的编委。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两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广州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各一项。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项。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一等奖、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全国优秀教师”。

　　自1999年任中山大学校长以来，与党委书记李延保同志（1998-2006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合作，被称为中山大学的“李黄时代”，这一时期成为中山大学自1924年孙中山首创以来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之一。

　　谈大学生就业

　　当过十年工人

　　觉得受益匪浅

　　羊城晚报：现在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大学生就业，您怎么看？

　　黄达人：现在很多人讲大学生就业难，40年前我进工厂当工人，放在今天很多大学生都不愿去的。我从来不说那十年是浪费了青春，恰恰相反，我觉得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那里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我有个同学叫陈叔平，现在是贵州大学的校长，曾经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工作得那么拼命？他说如果你和我一样在农村待过那么长时间，你也会这么干。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是很自然的。

　　羊城晚报：可是今天大学生看法可能不太一样，他们会说当年国家包了你们的分配，虽然收入程度会低一点，却是衣食无忧的，安稳的；而我们是衣食有忧的，是不安稳的。而且今天家庭对我们的投入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家庭对我的期待也是很高的。他们的焦虑，跟您当年的焦虑是不一样的。

　　黄达人：我跟同学们讲这些，并不是要求他们走我们曾经走过的路。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会给学生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我说这些，只是说明人生是可以改变的。我认为，你们今天的第一职业，并不一定是终身职业；你们的第一岗位，更不一定是终身岗位。人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的。

　　谈岭南学派

　　关注粤港澳

　　着眼珠三角

　　羊城晚报：我们知道您提出要开一个岭南学派，以目前岭南在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实力，足以开创出一个学派吗？

　　黄达人：这是很多年前有过的一个想法了。当然，自然科学较多地强调规律性、可重复性，对于岭南文化特性的吸纳则不如人文社会科学来得鲜明，因此我们谈岭南学派或者华南学派，更多是指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羊城晚报：要开创一个学派可不容易，中大都有怎么样的优势？

　　黄达人：在人文学科，我们古代戏剧的研究力量很强，一直在追求形成独树一帜而不同于京派和海派的研究风格，还建立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出版了自己的学术刊物和一系列著作。我们的历史人类学已经形成了“华南研究”或者“华南学派”，我们的历史人类学团队及其研究，已经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还有民族考古学，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中大的学者就开始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从事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他们以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现、保护和研究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尤其重视泛珠江流域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他们将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坚持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和学术传统。

　　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港澳珠三角洲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具有一席之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已经将加快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深刻意识到其中的责任，并积极采取了一系列的落实措施，我校主办的以“珠三角一体化”为主题的论坛已经开讲了，期望为拓展粤港澳三地合作、实施《纲要》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了《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座谈会，散会以后，温总理特别向我询问关于中大的情况。我回答说，除了理科、医科努力承担国家重大课题之外，学校最关注的还有港澳珠三角地区研究的问题。如果说中大能够为国家有所贡献，那么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绩了。温总理听后表示了认可和赞赏。

　　谈大学大师

　　看重“道德文章”

　　创造宽松氛围

　　羊城晚报：大师是大学的名片。中山大学曾经有过大师，诸如陈寅恪、容庚、商承祚、王季思、蒲蛰龙等。今天的中大有大师吗？

　　黄达人：我想，大师的称谓应该是超越时代的，既不是他封的，更不是自封的，他的学识必须是历经若干年代的考验与历练之后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历久弥新。或许可以说，时间是检验大师的重要标准。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无法界定什么人是大师，但却可以判断什么样的人一定不是大师，学术作假、为了私利而去取悦他人的人一定不属于大师的范畴。古人云“道德文章”，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学识更重要。

　　羊城晚报：成就大师需要怎样的环境？作为校长您付出过怎样的努力？

　　黄达人：在我心目中，现在的中大里，还是很有一些“道德文章”令我钦佩的同事，他们是十分优秀的学者，具有被后世评价为大师的潜质。作为校长，我所能做的，就是和其他中大人一起，在校园里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学术氛围，或者说，我们正在致力于培养一个可以孕育大师产生的环境。例如，我们强调“教授就是大学”的理念，对那些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学者免于考核，并且创造条件，设立讲座教授的岗位提供给特别优秀的学者，让他们安心从事学术研究从而免去后顾之忧。

　　谈学生创业

　　大学生人人创业

　　不可能也没必要

　　羊城晚报：在当前就业形势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听到一些议论，说目前大学生应试能力很强，但是应用的能力比较弱。广州市工商部门和广东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的一个调查说，广东

　　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只有1%。

　　黄达人：我提个看法：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使命。我曾经看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征求意见稿，那里面将大学分为国立的、省立的、私立的和职业的，在每一类学校中，都应该有一流的大学。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不能要求所有的大学每个人出来就马上能创业，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羊城晚报：您认为对不同的大学，应该区别要求是吗？

　　黄达人：是的。不同的大学，定位不一样，不能对所有学生用同一个标准。比方说，北大、中大的学生毕业出来，你要求他去工厂马上能

　　够上手，这行吗？这是职业技术学校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任务不一样，培养目标不一样。曾经有人认为，理科培养出来的不如工科的，因为理科的人上手很慢。但是长远来说，并不见得理科不如工科的，我们的学生更有后劲。你是以今天的表现来评价他们，还是从若干年后的表现来评价他们？

　　羊城晚报：但是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如果只有1%，还是太低。

　　黄达人：现在学生的创造力是低一点，我同意这个说法。我们的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方面，和国外的大学比，还是有很大差距。我承认这一点。

　　羊城晚报：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黄达人：我是一直主张，不同定位的学校，都应该有最好的学习。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很好，就应该把这种学校，作为它那一类学校的标兵。所以大学要把自己的培养目标搞清楚。现在我们存在什么问题呢？每一个学校，专科的要升本科，升本科以后又要收硕士生，然后要收博士。每个学校都朝着这个台阶上。为什么？因为都以北大、清华的定位来评价所有学校，认为那样才是光荣的。我想，这种观念的存在，不仅是大学和教育部门的责任，社会包括媒体也有很大的责任。

　　谈学科式微

　　甲骨文风光不再

　　很遗憾但没办法

　　羊城晚报：中大的甲骨文专业曾经是中大的名牌专业，在中国大学中曾经是有半壁江山地位的。现在这个专业式微了。

　　黄达人：在大学里，一些学科或者专业没落了，另外一些新生的发展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但对于在中大有着优良传统和特色的古文字学专业而言，目前的情况的确很遗憾，也很无奈。

　　羊城晚报：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怎么会就失去了？很可惜。

　　黄达人：我也觉得可惜。我不知道我怎么来处理这些事，因为我没有本事把所有学科的领头人都找来。在人才的来源方面，最重要的渠道和活力应该在学院，他们更熟悉更了解更容易招揽人才。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没办法回答，真的很遗憾。我不愿意用一个堂而皇之的回答来辩解，还是承认这个遗憾。

　　谈自主招生

　　只是一个尝试

　　没有必要报道

　　羊城晚报：我们这两年看到中大在招一些特长生，但是占的比例很少。

　　黄达人：今年录取的才1个，无非是一个尝试而已，连报道都不值得。我们有一条是可以保证的，绝对没有猫腻。学校这样做也是迫于社会舆论，说现在的招生制度怎么怎么样了。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想不出来比现在的招生制度更好的方法。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以前，你还得用原来的那个方法。当然社会上也说要扩大自主招生权。自主招生我们就招两类，A类和B类。A类是可以加分的；B类就是特长生，今年只招到1个。

　　羊城晚报：您对这样一种自主招生的前景乐不乐观？

　　黄达人：不乐观。它不能影响现在的招生制度，只能是目前高考刚性制度的一个柔性补充。

　　羊城晚报：确实不能从根本上撼动现在的招生制度。

　　黄达人：我们也无意撼动。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以前，你还是要这么做。在现在情况之下，这种高考制度还是公平性的一个保证。

　　谈师生定位

　　称导师为老板

　　有道理不奇怪

　　羊城晚报：最近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梁文道提出来说，现在师生关系要重新定位，他认为现在师生关系已经变成了供应商与消费者的关系。我们知道很多研究生是把导师叫做老板的。

　　黄达人：我马上给你一个回答，国外的研究生对他们的导师都叫老板。我们学校也有老师叫我这个校长为老板。一种称呼而已。

　　羊城晚报：中国大学有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研究生为教授打工，不是像以前那样，是那么纯粹的师生关系了。您作为长期研究教育的校长，我想听听你对这类现象的看法。

　　黄达人：至少我个人认为，尤其是研究生，他叫他的导师为老板，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在研究生培养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增长才干的，一定不要认为培养过程就是老师上课他听课。所以，最好的研究，不是自己去做，而往往是参加导师的一个重大课题，导师就是组织者，学生完成的只是这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样来看，说那个导师是他的老板，也没错。

　　谈基础教育

　　中学应减负

　　大学要增负

　　羊城晚报：现在从小学到高中，这12年教育要不要学得那么难？是不是一定要学这么多？

　　黄达人：我们那时绝对没学得那么苦。我们也做竞赛题，没有人逼，自己在家里做，当玩一样。学业负担的问题我真没有去深入地思考过，一方面在公平、公正性上还没有一个可以取代高考的制度，另一方面，为了应试而大量反复地去做模拟题，这种扭曲的学习当然是不正常的。

　　羊城晚报：您能不能面告诉我们，以您当时从小学到高中的那一种学习量，升到今天的大学来学习，能不能同今天的大学相衔接？行不行？

　　黄达人：我认为行。我是学数学的，看到现在孩子学数学，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数学的精髓。举个例子，我自己有个博士，她小孩故意问个数学题考她，她就给孩子解答了。她的孩子说，妈妈你这样答题当然是对的，但是我的老师一定不是这么答的，所以我也不会这么答。学生竟然会去揣摩、迎合老师的想法，这个可怕极了。

　　你一直在问，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育同国外的不一样？其实我想更应该去思考一下我们教育体系中的各个阶段是不是都存在着问题。

　　羊城晚报：好像无论教育官员也好，大学校长也好，在谈到教育深层次的问题时，都是特别无奈的。

　　黄达人：今年征求《政府工作报告》意见的座谈会上，我同温总理专门谈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学应减负，大学要增负”。总理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鲜，然后他大段地评述这句话。

　　羊城晚报：是不是需要高等教育有更大的发展，才能解决“独木桥”通道的问题？那个瓶颈太窄，而又有很多人要通过。是不是这个意思？

　　黄达人：不完全是。我想更多的是社会观念的问题。如果社会、尤其是家长对子女的期待以及对所谓“成功”的预期都是同一个标准，那么即使高考毛入学率升得再高，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不只是在我们国家存在，比如韩国大学入学率比中国要高，但他们的社会观念和我们一样，所以他们的学生也非常辛苦。如果社会上觉得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这样的学校能考上也是会被称道的，被认为是光荣的，如果这种观念能够贯彻，高考才可能会淡化。如果你越报道状元光荣，越报道考到什么大学才是光荣的，这个社会评价没有改变的话，其实是加强了这种环境恶化的程度。当然，这不是近期能够改变的，价值观的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羊城晚报：最近读了一些关于梁启超的书。我们广东老乡梁启超培养了9个子女，其中3个院士，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各自领域有相当大的成就。梁启超说他们家的孩子中没有一个是搞自然科学的，希望其中有一个人搞自然科学。这个被寄托了期望的孩子，就是北大图书馆的梁思庄，父亲希望她学生物。她读了一年生物，感觉很难受，没办法继续下去。梁启超就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读了图书馆。后来她成为中国第一代图书馆专家。

　　黄达人：子女学习的环境当然包括了家长。其实，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组成的，包括我们老师、家长、传媒等等在内的所有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都应该对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改变，承担自己这部分的责任。

　　谈大学精神

　　中大内涵靠感悟

　　不应用字眼固定

　　羊城晚报：您说过“中山大学是具有大学精神的大学”，什么是中大的“大学精神”？

　　黄达人：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想先说几个例子。2004年，哈佛大学将哈佛学院喜乐斯图书馆（The Hilles Library）捐赠给了中大，这是国外大学第一次向中国高校捐赠一座完整的图书馆藏书。后来，我们的图书馆馆长告诉我，捐赠的初衷之一，就是对方认为中大校训所表达的理念与哈佛精神是一致的。

　　去年，我们学校接受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评估组组长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他对中大作了一个评价：“大度、淡定、从容、有序”。纪校长感受到的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正是我们所努力追求的，我更愿意认为这是评估组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杜维明教授有一次同我闲聊，他说，他能够感受到中大继承了岭南大学平等和谐的文化传统，也继承了陈寅恪追求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精神。我告诉他，除此之外，中大也传承了中山医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而中山先生为我们体现的校训，更是引领和激励着一代代中大人不断成长。

　　我认为大学精神蕴含在与中大相关的一个个故事里面，是一个绵绵不绝的过程，她重积淀，但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不应该用几个确定的字眼来固定它的内涵，只能靠我们慢慢地去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