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催生民间意见领袖 批判现实质疑主流

　　我国知识分子群体历来更加强调“建构”，主张通过主动参与政治来改变社会，因此对政治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更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豁郭奔胜　季明代群

　　随着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经济成分的多样、利益格局的分化，各种社会思潮异常活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广阔背景的网络时代，形成了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近年来，多种迹象显示，知识界逐渐涌现被称之为民间“意见领袖”的知识分子群体。

　　在不少人看来，这个群体力图成为超阶层的、代表社会良知的、理所当然的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者，并借助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积极批判现实，质疑“主流”的态度常常影响社会舆论的形成与走向。

　　社会转型催生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知识文化的商品化导致人文精神失落以及传统道德式微，学界于是爆发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潮，并从90年代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抛出这一概念的学者，将知识界的“意见领袖”描绘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国内，这一概念却是通过某些媒体造势而引起关注的。2004年南方某杂志推出这方面的评选人士，将这一概念推向大众，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争论和关注。其评选采用了这样的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此外，还宣称：在我们这个制度转型社会，几乎所有历史的经验都表明，那些选择关怀和批判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势必成为转型时期一种显赫的意见领袖。

　　之后曾引发口水战，有人认为纯粹是媒体“炒作”概念，有人认为是少数学者的“自我拔高”，甚至有入选者也对这一“桂冠”感到疑惑，发文称自己“无法影响中国”。也有人从传媒角度分析说，推出这一概念的媒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不哗然就没有意思了。

　　争议也好，炒作也罢，的确有部分在公众领域活跃的知识分子也因此更加受人关注。

　　有学者认为，在公众领域活跃的知识分子的兴起，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公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有必然联系。特别是我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时期里，经济上要求消除计划经济的残余，废除政企不分；政治上要求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文化上要求进一步多元化，保障公民权利。

　　有专家预言，与经济、政治、文化的转轨相适应，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将逐渐生成，而其两大支柱，知识界“意见领袖”和独立的民间社团都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他们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著。

　　借助互联网成为“意见领袖”

　　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民间“意见领袖”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借助互联网自由、互动、开放的传播特点，将之作为传播观念，表达主张，影响公众的“主阵地”；通过在一些重大公共事务中积极批判现实，发出质疑，与网民、媒体之间形成互动，产生影响。

　　上网检索可以看到，活跃在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大多在网站上开设了博客、专栏，及时对重大社会问题评论跟进。同时，各大网站出于商业利益和聚集人气的目的，也以他们的博客、专栏作为吸引网民眼球的一大手段。

　　一位四川作家说，自己每天写博客没有一分钱收入，发表言论的动力不是稿费，而是使自己的思想观点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因为网络的言论宽松，比纸质印刷品的限制小，时效高得多，被转载传播的可能性大得多，得到反馈、进行交流讨论也容易得多。记者发现，其博客的点击率、跟帖率都相当高，经常是一篇博文后面有十多页跟帖。

　　与一般人印象中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相比，这一被称为民间“意见领袖”的群体，给人感觉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在重大事件中力求发挥社会影响力的作用。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中，部分法学学者联名公开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从宪法和法律的层面上，把收容遣送办法的合法性问题推到台前，并很快成为互联网的主流舆论，使网上汹涌的民意转向《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最终推动废止了这部法规。有媒体因此评论说：“这些知识分子运用他们的知识与胆识，推动了中国民主和法制向纵深发展。”

　　从“孙志刚事件”开始，到后来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华南虎照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等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知识界的“意见领袖”往往成了民间舆论的代言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2007年，厦门PX化工项目风波中，有的专栏作家不断通过互联网、报刊对PX项目发出质疑，引起了民众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件的推进，并最终被选为“市民代表”与政府对话。

　　 理性看待多元化

　　有关专家学者认为，一些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不同主张和看法，体现了社会的多元化进步和理性宽容。既要了解重视这种思想动态，也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化、容纳和整合多元化思想。

　　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下，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解读和提出不同解救之策。因此，需要防止极端派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

　　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费尔德领导的小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两级传播论”，即：某个理念往往先从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流向舆论界的领导人，然后再从这些“意见领袖”流向大众。换句话说，不能影响“意见领袖”，就难以有效影响大众。在互联网、手机短信的新媒体时代，对经常担当民间“意见领袖”的知识分子，尤其值得各级党委政府关注和重视。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报告，中国网民的主体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这个群体占到网民总数的68.6%，超过2/3；从文化程度看，高中学历比例最大，占到39%。有关专家认为，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网民的学历结构正逐渐向中国总人口的学历结构趋近。这一组数据表明，网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低于传统媒体，因此在舆论酝酿和发酵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民间“意见领袖”的影响。党和政府如何主动与这些“意见领袖”沟通，准确把握、正确引导互联网舆论，成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接受采访的部分学者认为，现在民间“意见领袖”虽然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在一些问题上走入偏激，盲目地赞成或反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与主流话语间缺乏交流、对话，主流话语也缺乏对他们经常性、正面性的讯息传递，双方沟通不畅，互相理解不足。

　　尤其在关注公共政策的知识分子群体当中，目前在传统政治理论以外已经分化出几种具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派别。部分长期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专家指出，这些不同派别在学术上的争鸣值得鼓励，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对于政府倾听各种声音、避免决策偏颇也有积极影响；但同时要避免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群体被“标签化”为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代言人”，否则这些在学术和舆论引导力上占有一定优势的“公共意见领袖”，可能会扩大国内社会群体之间的裂痕。

　　同时，有关学者建议，针对网上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以及各种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析事明理、解疑释惑；积极探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

　　此外，需要坚持用正确的改革方向凝聚多数人的思想。与西方知识分子更多强调独立于政治之外，通过批判来推动社会发展不同；我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历来更加强调“建构”，主张通过主动参与政治来改变社会，因此对政治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更高。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方向和方案十分敏感，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领域、社会建设领域的改革，所以，相关方面的改革究竟坚持哪种方向，把握怎样的节奏，方案如何制订，都需要充分发动知识分子参与进来讨论集思广益；只有他们参与越多，认同度越高，改革的思想震荡才会越小。这也是落实“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关键之一。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