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张云龙 李云路
今年31岁的成红亮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副县长已经有两年时间，他是这个革命老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当时的选拔过程十分严格，竞争也很激烈”，成红亮说。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此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替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人”。
在中国省部级干部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精英”，如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湖南省省长周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等。
统计表明，中国45岁以下的机关干部比例已经达到七成。从1982年到2007年，全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下降了8．4岁、6．8岁、5．7岁。同时，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机关干部占到88％，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提高了78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说：“干部年轻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人事制度的发展趋势。”
最早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看到“文革”后复出的许多部门领导大多数已经是花甲老人后，他开始大力提倡培养年轻的接班人。他提出，要废止领导任职终身制，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事业后继有人。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当时有许多人认为邓小平只是拨乱反正，其实正是他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规划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未来图景，保障了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
分析人士认为，当那批从战场上走上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干部退出后，年轻的继承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有没有资格和能力继续领导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在严书翰看来，答案就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写入党章的重要理论，为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动年轻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建立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培养链，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提出“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力度”。此后，中共在年轻干部的教育培训、实践锻炼、党性修养、作风养成、选拔使用、管理监督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梳理这几年的脉络，可以看出，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方式不断创新，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制度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表示。
两年来，年轻的成红亮已经进入角色，但也有一些不适应。“与我从前的纪检工作相比，这个职务的要求更加全面。由于缺乏基层经验，许多问题我必须向我分管的部门请教或者共同探讨。”
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政策为改革开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时，年轻干部队伍的培养选拔也出现不少亟待改进的问题。
年轻化在一些地方被演变为“年青化”、“低龄化”，一些年轻干部缺少基层历练，成了家门——校门——机关门的“三门”干部。
据统计，中央和国家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中，来自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比例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
“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就会增加机关干部脱离实际、官僚化和机关化的可能。”宋世明表示。
黄宗良说：“"年轻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年轻化"不等于"低龄化"。用年龄来"一刀切"最简单，但这不是正向的人才机制，会造成人才损失浪费，破坏事业发展。”
严书翰认为，要做到干部制度定型，要做到科学合理又和谐自然，就要把选人用人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有机结合起来，这也符合党内民主进程的要求。
按照严书翰的看法，合法性就是干部选拔要得到大多数人赞同；代表性是要求干部配备在年龄、专业知识背景、岗位和经历四个方面有合理的结构。
分析人士说，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除了一贯强调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注重实绩、群众公认”之外，中共对年轻干部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比如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信念坚定、思想纯洁、基层实践、注重法治等等。
中共高层反复强调，要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形成合理结构，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黄宗良说：“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选拔出来的年轻干部，将具有端正的德行、开阔的视野、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基层经验和得体的形象，将大大增加他们执政的亲和力和创造力。”
曾有西方的党派学者发出疑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经80多年仍然保持勃勃生机？
严书翰认为有两条重要原因：一条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另一条就是干部新老交替的制度化。
“解决好干部这个关键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承前启后、兴旺发达，党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说。
(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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