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调查
本报记者 杜晓
下午6点，夕阳的余晖斜斜地掠过深绿色的水潭，散发着难闻气味的水面竟然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这潭死水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长店村，是专门用来排放村里的污水的。此时此刻，在此地居住了8年的四川籍进京务工者吴克林，脸上浮现出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哀伤：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吴克林8岁的儿子吴名(化名)从这潭水中捞出后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
“这潭水很深。”发了一会儿呆后，吴克林说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儿子死后，吴克林将儿子就读的长店村某打工子弟学校和村委会告上了法院，此案已于近日开庭审理。
一个能淹死人的污水潭夹在两个打工子弟学校中间，附近有近千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下学。究竟谁该对少年吴名之死负责？家长？学校？还是当地村委会？
记者曾到庭旁听了这起案件的审理。庭审中的辩论堪称激烈，对于某些事实的表述，双方的说法大相径庭；但有一些事实，双方是没有争议的：
2008年12月31日下午三点多钟，吴名所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放学了。吴名与其他两名少年一同回家，途中不慎将乒乓球落入污水潭中。
此时，部分水面已经结冰，乒乓球在冰面上滚出很远。3名少年中的一名，威胁另一名少年严炎(化名)，如果不将乒乓球捡回来，就要打他。无奈之下，严炎翻过铁栏杆去捡球，但由于水潭中央的冰面较薄，严炎落入了水中。
救人心切的吴名随之也翻过栏杆，将一根木棍递给严炎，想把他拉出来，但不料自己反被拽了下去。
两名少年在冰冷的水中挣扎了一段时间后被救援人员救出，约3个小时后，吴名被确认死亡。
吴克林将学校告上法院的理由是：学校没有进行安全教育，导致学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放学时间不固定，导致家长无法正常接送孩子。将村委会告上法庭的理由则是：对于能够淹死人的水潭，村委会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到位。
据吴克林说，在吴名死前的当天下午，学校召开了家长会，大约在两点多钟结束。会后，吴克林曾向老师要求带走自己的孩子，但被拒绝，老师告诉他还有课要上。但后来的放学时间又比正常放学时间要早。
在法庭上，作为证人出庭的那位老师否认了吴克林的说法。她说，家长会结束后她就允许家长把学生带走。而且因为班上有几十个学生，她不记得是否对吴克林说过些什么。
村委会有关负责人则认为，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比如在潭水四周设立铁栏杆，并有醒目的标语。此外，两名少年落水后，村里的救护人员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
庭审结束后，吴克林带着记者来到了吴名落水的地方。
记者在现场看到，水潭的周围确实都围上了护栏并写有标语。但吴克林认为，有些护栏太矮，六七岁的孩子都能翻过去。吴名死前所翻越的栏杆就不到一米高。
这个水潭夹在长店村的两所打工子弟学校中间。据吴克林说，另一所学校的规模更大，附近有近千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下学。
正说话间，吴克林忽然用手指着前方说：“看！多危险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两个孩子将鞭炮扔入潭水中，一声闷响后两人都兴奋地扒上栏杆，将头伸出向下探望。此后，记者注意到，不断有背着书包的学生在水潭四周活动玩耍。
学校和家长签订的安全协议规定，凡在校外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均由家长承担，与学校无关；校方认为，务工人员对孩子疏于管理是常有的事，因此安全问题不能全推给学校
记者随后来到了吴名生前所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这所学校被低矮破旧的平房包围着，校门不太起眼。校园里有一栋教学楼，还有一个不大的操场。这所学校大约有500名学生。学生们在这里能上完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的全部课程。
少年吴名的死亡显然给整个学校蒙上了一层阴影。无论是校长还是吴名的班主任，在接受采访时都显得心事重重。“开庭前一晚我没睡着。”班主任说。校长的情绪也很低沉，他说，今年以来一直忙于应付这个官司，吴克林索赔的32万元对于学校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记者了解到，因为房屋租金较低，位于城市边缘的长店村居住着大量的进京务工人员，他们的子女基本都选择在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校长说，学校一直很重视安全问题，在显著位置都贴着相关规定，班主任日志每天都要有相关记录。而且，每个学生在入校之前都要签署一份《安全协议书》。
班主任告诉记者，关于安全协议，她曾经让吴名3次带回家让吴克林签，但吴克林从来没有签过，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
记者看到，安全协议上写着，“凡在校外，一切安全事故和意外所造成的后果，由家长承担，与学校无关”。
就学校反映的拒签安全协议一事，记者和吴克林核实过。他的说法是，“没听说过有什么安全协议”。
而对于吴克林在庭上所说的每天接孩子放学，学校方面认为，“与实际情况不符”。
“他家离学校也就几百米，从来不接孩子。”班主任说。她向记者出示了两份“学生家庭基本情况登记表”：关于吴名的回家方式，在“自己回家吃饭”一栏里划着勾；而在吴名的妹妹的登记表里，在“家长不接跟随哥哥或姐姐一块回家”一栏里划了勾。
打工子弟学校的法律顾问安胜慧告诉记者，打工者由于生存压力较大，文化程度较低再加上孩子较多，疏于管理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打工子弟学校的安全教育应该是学校和家长双管齐下。“其实没有哪个学校愿意发生安全问题，因为学校一旦出了事名声就毁了，没有哪个学校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一场关于学校安全事故的讲座吸引了北京二十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校长们都很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但大家讨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学校如何澄清责任上
少年吴名落水死亡事件发生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召开了一场为打工子弟学校的举办人和校长开设的一场讲座，主题就是“学校安全事故的预防与处理”。
这一讲座吸引了北京二十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还有两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特意从河南赶过来。
在这次讲座上，吴名事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但不少讨论意见集中在学校如何澄清责任上。一位校长说，“以后开完家长会，家长领孩子走了也要签字，省得家长不认账”。对于“家长不签安全协议怎么办”这个问题，一位校长说：“可以将安全协议寄出去，有了邮局的回执以后打起官司来也不怕。”
从河南赶来的两位校长，也一直为学生安全问题所困惑。
来自河南省登封市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吕五卿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当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一名学生半夜被人绑架了，至今生死不明。
来自河南省鹿邑县的张海军校长告诉记者，他的学校有两千多名学生，在河南省算是中等偏上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安全问题一直让他很担心。去年4月，有个孩子在楼道里玩耍时摔下去死了，家长一直在和学校“闹”要求赔偿。但张海军认为，“孩子的死不能完全由学校承担责任，应该由家长和学校共同分担”。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无论是北京，还是其他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流动人口子弟一直呈增多的趋势。记者从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了解到，2000年，北京市适龄入学的流动人口子女数是9.8万，2003年增长到24万，到2006年9月已经达到37万。截至2006年年底，北京市有56所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经过批准，到现在已增至69所。
毫无疑问，流动人口子女的安全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但对于那些已经遭遇事故的人们来说，心中的痛楚或许永远难以抹去。“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了。”吴克林说，儿子死后，这个想法就一直盘旋在他脑海里。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