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限薪之路还要走多远
新闻分析
4月19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再度谈起敏感的国企高管薪酬问题。李荣融表示,企业在面对危机时,公司的高管人员应该承担起责任。如果要减薪,应该首减高管。
来自各方的消息显示,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可能将被进一步抑制。继财政部近日出台金融机构高管“限薪令”之后,一项针对全体国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规定也有望在近期出台。据悉,这份规定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牵头拟订,目前已接近完成。新规定的内容重点在于,奠定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总体框架以及薪酬水平的大体区间。据知情人士透露,新的国企高管薪酬确定标准,将不按行业和企业具体划分,而将更多地与地区经济实力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挂钩。
事实上,部分国企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诟病。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少国企高管的薪酬逆势攀升,更是不断引起公众的质疑。
高管薪酬逆势增长受广泛质疑
财政部下发的通知明确,国有金融机构在清算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时,按不高于2007年度薪酬的90%的原则确定;2008年度业绩下降的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再下调10%。对于2008年经营业绩降幅较大的,高管人员薪酬降幅也应增大。同时,各国有金融机构要以上限确定其他员工薪酬,合理体现岗位差异和业绩差异。
公开数据显示,2008年,国有控股银行中,中国银行行长年收入为154.4万元,工商银行行长年收入153.5万元;股份制银行中,交通银行行长年收入175.08万元;股份制合资银行中,深圳发展银行行长年收入418万元。
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主要金融企业股改上市,行业薪酬水平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个别金融企业对高管人员发放过高薪酬,与社会平均水平以及内部员工收入水平差距明显拉大。
事实上,“天价薪酬”现象并不仅仅在金融业高管层,其他行业的国企或国家控股企业管理层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前不久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中,央企高管薪酬公开信息显示,中海油董事长以日均4.5万元的高薪“拔得头筹”(日薪按照一年工作日264天计算),年薪达到了1204.7万元。据中海油年报披露,1204万元的年薪较2007年增加74万元,由袍金(董事会成员的奖金)、薪金津贴及福利、绩效奖金、退休福利计划供款、股票期权收益五大部分组成。
这一天价数字,让本已炙热的高管薪酬话题再次升温。虽然中海油集团相关人士出面澄清说,过千万的薪酬只是“名义工资”,从来没有按此执行过,但依然未能平息社会的质疑。
与中海油业绩优异不同,南方航空公司虽然在2008年度巨亏48.29亿元,同比下降365.33%,但是南航高管们的“腰包”并未随之缩水,反而增长近5成。这种“只奖不罚”的薪酬制度也引来了公众的广泛质疑。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国内不少行业出现了业绩滑坡,房地产业也不例外,但多数房地产企业高管薪酬明显增长,部分增幅超过100%。在26家数据齐全的上市房企中,17家高管薪酬上涨,且平均涨幅高达163%;仅6家高管薪酬下降,3家持平。这种一边喊“救市”一边发“高薪”的做法自然受到了业内人士、购房人以及相关学者的诟病。
据业内人士分析,此前虽然有2002年制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可以规范国企高管的薪酬,但由于对国企高管的监督与管理极易流于形式,因而使得国企高管与员工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从国企发展的角度看,高管与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只能说明所谓的国企激励机制出了问题。
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应有配套细则
有分析认为,此次财政部出台有关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降薪的通知,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有利于维护国家和股东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进薪酬决策机制,促进激励和约束并举。
但业内人士指出,要保证“限薪令”的有效实施,就应有配套的惩罚性措施,不能全靠国企高管自律。没有公平公正的国企高管薪酬体系,所谓降薪10%就会变成一个数字游戏。此外,“限薪令”还应细化,比如,“限薪令”对“高管人员”的定义应进一步明确;对不同行业、不同机构也应进行细分。
还有观点认为,尽管国企高管该不该拿高薪必须有一个衡量的尺度,但不能只从薪酬的绝对数量来判定国企高管的薪酬是高是低,而是要以高管的业绩作为衡量薪酬高低的最主要标准。如果一味苛责,将国企高管薪酬限制在较低水平,表面上看似公平,实则既不公平更无效率,因为它违背了企业管理责权利相适应的基本规律。
毋庸置疑,国企高管年薪必须体现“奖优罚劣”的科学制度,现在少数国企“只奖不罚”或者自行制定高管薪酬的做法,理应予以制止。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财政部出台“限薪令”是及时的,但是更让人期待的是国企高管薪酬规范的尽快出台,这样才能让高管薪酬有一个规范、科学、合理的操作依据,使国企高管权利与责任对等,结束目前各地区、行业、层级国企高管薪酬管理标准尺度不一、差别巨大的状况。
国企高管的薪酬规范之所以被公众广泛质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些规范在制定的过程中,并没有采取开门求解的姿态、没有广泛聆听公众的意见,尤其是国企员工的意见。相反,这些规范在制定与起草的过程中,都采取了闭门造车的方式。高管们的薪酬标准究竟是如何定出来的,自然会受到普遍的怀疑与质问。公众除了希望从制度上对高管薪酬予以量化外,更期望的是让高管的收入变得透明化,而不能搞“暗箱操作”。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在制定国企高管薪酬规范过程中,应该将薪酬标准交由社会来评判,尤其是让国企员工对此拥有发言权。唯有越来越多的民意掺杂其中,方能让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变得更加合理与科学。
吴学安 杜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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