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九年维权告倒日本右翼(图)

　　进入司法程序后，谈臻等人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充分举证。

　　谈臻费尽周折找到了一位重要的出庭证人—当时夏家房东的侄子哈梦鹤，他在为叔叔收尸时去过现场，看到了夏家人被害后的情景。

　　除了夏淑琴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证人，如亲戚、朋友外，律师查阅了夏淑琴本人的一些档案资料。重要的是，“解放前的经历要搞清楚”，谈臻说，“最终形成了五组31份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夏老的幸存者身份。”

　　2006年8月23日，玄武区法院一审判决夏淑琴胜诉，两名被告被判赔偿160万元人民币，但至今仍未执行。

　　就在夏淑琴在国内起诉之际，2006年4月，东中野修道和展转出版社在日本东京法院，以所谓其出版的专著“未损害夏淑琴名誉”为由起诉了夏淑琴。

　　接到日本法院传票后，2006年6月，夏淑琴决定亲赴日本，为自己的名誉和历史真相而战。东中野修道和展转出版社没想到夏淑琴会来日本应诉，开庭前慌忙撤诉。夏淑琴随即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反诉。

　　2007年11月2日，夏淑琴反诉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胜诉，判决东中野修道和展转出版社赔偿原告400万日元。2008年5月21日，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原判。今年2月5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定原告胜诉，被告赔偿原告400万日元。

　　在夏淑琴胜诉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对媒体表示，日后针对日本刊物登出的不实的人和事的报道，拟通过与夏淑琴案一样的方式来维护历史。

　　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张生教授认为，夏淑琴胜诉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表明日本法院并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其次，从法律角度对大屠杀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了确认。第三，也是一次对日本右翼分子的警告。

　　2009年3月23日，夏淑琴的日本代理律师收到了松村俊夫的赔款255.6095万日元。三天后，又收到了另外一名被告东中野修道的200.1232万日元赔款。两笔合计455.732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1.5万元。这是夏淑琴此次获得的赔偿数额，其中还包含日本律师的代理费用。

　　据谈臻律师介绍，尽管所获金额与索赔主张的数额相去甚远，但就名誉权侵权案件来说，在日本也算得上是一个数目较大的案例。

　　夏淑琴对官司的结果也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对这笔还没有拿到的赔款，她还没有做过多的设想。

　　每年12月的思念，从8岁到80岁

　　生于1929年5月5日的夏淑琴即将年满80周岁，身体还算硬朗，只是眼睛有点看不清物品了，“你下次来我可能就认不得你了。”她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老人的牙也早换成了假牙，吃不得硬的食物。

　　如今，老人独自居住在郊区的一所动迁房内，靠着10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她曾经留下惨痛记忆的老房子已经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高楼大厦。

　　每每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尤其是从8岁到80岁，夏淑琴便十分感叹，“能够活到现在真不容易。”70多年过去了，她仍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形。

　　夏淑琴一家九口人住在中华西门新街口5号，院子里还有房东一家四口人。早上10点多钟，妈妈和姐姐们正在准备午饭。20多个日军冲进门来，一言不发便是一阵乱射，外面“一会儿就没得声音了”。

　　夏淑琴躲在堂屋的桌子底下。日军冲进了屋子，爸爸被打死了，一岁的小妹妹也被日军扎死。她被刺了三刀，分别在肩膀、背上，还有腰上。她晕了过去，等她醒来，已是晚上。除了四岁的妹妹因为被挤到墙角边上，没被日军发现外，再无其他活口。妈妈和两个姐姐俱被蹂躏而死。

　　短短的一个上午，夏淑琴便失去了七位亲人。妹妹哭着要妈妈，但是院子里全是死人。妈妈躺在哪里，爸爸躺在哪里，姐姐的死状有多惨……多年以后，当初的惨状夏淑琴依旧历历在目。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每到12月，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流干了，眼睛哭瞎了。”老人如今看任何东西，都是一条模糊的线。

　　姐妹俩不敢出去，日军驻扎的地方离夏家也就百米远，白天能听到军靴“嗒嗒”的响声。白天，姐妹俩躲在床下动也不动，晚上偷偷爬出来，吃妈妈生前放在罐子里的锅巴，踩着凳子舀水缸里的水喝。

　　苦熬了14天后，姐妹俩终于被从安全区回家探看的邻居老奶奶发现，报告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姐妹俩先被带到老人堂，后被舅舅接到安全区避难。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赶来拍摄了夏家人遇害的情景。后来，在一部名为《南京暴行纪实》的纪录片中，马吉记录了新路口5号夏家和哈家两户平民11口人惨遭日军杀害的情景。夏家9口人仅幸存了一个8岁和一个4岁的小女孩。夏淑琴就是当时那个身中三刀的8岁小女孩。

　　夏淑琴只记得后来来了三个外国人来看她，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还有一个德国人。直到60年后，她才知道这几个人分别是贝茨、马吉和拉贝。

　　大难不死的夏淑琴此后由舅舅抚养，随着他挖药材、编草绳。她的右手中指和食指都被磨得光秃秃的。妹妹则被送到孤儿院，这使得妹妹此后一直对舅舅怀有心结。后来夏淑琴又去姨父家照看孩子。1954年，夏淑琴与一位南下的残疾军人结了婚，育有三个子女。

　　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成开放，夏淑琴作为幸存者开始参加纪念馆的活动。1994年8月，她第一次作为南京大屠杀见证人去日本演讲，“第一次去日本，害怕呀，下飞机时感觉自己直哆嗦。”夏淑琴还特地做了一身深蓝色碎花图案的真丝衬衣和半身裙，“挺贵的呢！我就是想体体面面地去日本，别让他们小瞧了咱。”

　　对于这样一个确凿无疑的大屠杀幸存者来说，东中野修道为什么选择夏淑琴作为他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突破口呢？据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张生教授分析，这种伎俩实际是从东京审判延续下来的。

　　联合国在东京审判甲级战犯时，由于案情重大，南京大屠杀被单独作为一案来审理。当时被告的辩护律师们就企图通过否定某一个证人或证人的某一个证词，来推翻全案。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整个南京大屠杀案，仅有原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因为渎职被判处死刑。

　　东中野修道在他的书中，也像当年的辩护律师们一样，宣称日军如何纪律严明，松井石根如何热爱和平，抢劫成性的中国军队才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等等。所有对被告不利的证人，在东中野修道眼里，都是伪证者。

　　而夏淑琴因为完整无疑的证据链，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的代表，东中野修道把污水泼向她，是经过精心构思的。“你不是具有典型性吗？我就通过否定你来否定整个事实。”张生说，“日本人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事实上，在夏淑琴之前，另一位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也曾因松村俊夫诬蔑她为“假证人”而在日本提起诉讼。一审、二审、三审李秀英全部胜诉，但是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逝世，未能看到终审胜利。

　　仅仅是名誉权的胜诉

　　此次夏淑琴提起的是名誉侵权案，是针对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在其著作中诬蔑夏淑琴是“假证人”而提起的。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一个对日索赔诉讼，而是一起普通的名誉侵权案件。

　　其他中国民间对日提起的战争受害索赔案，诸如慰安妇、重庆大轰炸和细菌战受害者以及战时劳工等对日索赔诉讼案等，至今罕有成功先例。“夏淑琴胜诉并不意味着索赔诉讼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张生说。

　　据谈臻律师介绍，此前日本法庭一直以“超过诉讼时效”、“国家无答责”、“请求权丧失”等理由拒绝给予受害者赔偿。而夏淑琴案从名誉权这个角度切入，可以为今后的类似案件提供借鉴。

　　在他看来，夏淑琴案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侵害行为，同时又与南京大屠杀这个史实相连，突破了时效的制约。尽管它并不能完全启动战争受害索赔，但毕竟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谈臻正在计划和夏淑琴老人7月再去日本，“这一次是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去”。4月19日中午，他在电话中跟老人的女婿说。

　　4月22日，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新电影《南京！南京！》将全球公映。在大屠杀发生地的南京，在当地的电视和广播节目上，电影的宣传工作正在铺天盖地地进行。

　　此前的试映活动，老人没有参加，她说有机会会去看这部电影。不过，在她的心中，“任何作品都没有真实的大屠杀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