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双轨之下，不愁工作愁选择

　　90年代：双轨之下，不愁工作愁选择

　　1990年代是个过渡的年代，统分和并轨收费并存，又恰逢中国经济的腾飞，这个年代的大学生既没有统分制下的拘束，也没有市场化后的就业重压， 尽管不再是昔日无上光荣的“天之骄子”，但也没沦落到今朝“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南都周刊编辑 张鹏　记者·石宴瑜

　　过渡生

　　看着报纸、电视上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铺天盖地般的报道，在媒体工作的何燕会不禁感叹世道之艰。

　　何燕是中山大学中文系1994级的毕业生。1994年，对熟悉中国的高等教育变革的人来说，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另一个历史节点。那一年，原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包括何燕所在的中山大学在内的37所部属重点高校则是并轨收费制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四年后的这届毕业生达到了创纪录的106万人，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毕业生数量最多的一年。当时，国务院还特别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处理好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做好1998年毕业生工作的安排工作。

　　“1998年我毕业时，找工作就已经有里不良的苗头。” 何燕说她至今仍清晰记得毕业前的一幕幕场景。

　　“讲台上的系党总支书记邱国新老师仍旧是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面带笑容着讲出的话也没让我们感到有什么不同。”何燕说，1997年年底，在中文系94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指导会上，邱老师说了很多话，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只有两句话是重点，一句是“各位靓仔靓女们，你们该考虑投点资，买套正式的衣服去面试”，另一句是“93级的师兄师姐的就业情况相当不错，你们不用担心。中文系的学生就是万金油，只要愿意吃苦，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胜任”。

　　“师兄师姐的就业情况相当不错，为啥还提醒我们万金油、吃苦？”当时不解的何燕现在觉得老师是在有意给学生一些隐约的暗示。

　　在开这个会之前，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像何燕一样，对于就业并没有太明确的概念。过去的三年大学生活，大一忙着参加广播站、合唱团和话剧社等社团活动，大二忙着考英语四级和计算机，大三又一轰隆准备过英语六级和实习，进入大四，除了要写毕业论文，还要准备登上社会的大舞台了，那种感觉有点蒙。

　　隔壁402宿舍的冯樱是少有的目标坚定者，她入学时就规划好了未来就是要做记者。亢小燕则打算做警察，她总是笑着说“穿上警服多有型啊”。同班那两位爸爸都是房地产公司老总的广州女同学，更是一早就明确不会参加系里的任何推荐，她们早就有了前程：一个确定会进爸爸的公司，另一个则会到某大报的体育部。

　　大多数同学都不确定自己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只是笼统地知道，最好是份能解决户口、稳定的工作。班上66个人里，除了6个保送读研究生的，近50人都报名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资格考试，这些情况都在邱老师的意料之中，因为历史证明，进入政府机关和媒体的中文系毕业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笼统或是没规划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坚信，工作总会有，面包也会有，而且还不会差到哪里去。

　　信心

　　隔壁宿舍的美女英子总是给大家说她哥哥、厦门大学计算机专业的1991级毕业生西门的经历。“我哥哥他们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找工作，因为学校推荐的单位大家都瞧不上，像福建省图书馆，到他们系里要人时，大家一听这种单位，就嚷嚷‘当图书管理员啊，谁去啊！’他们看中的可是银行、海关、外企这样的肥缺。”

　　英子还说，他哥哥的一位同学毕业去了海关，一报到就分了两房一厅，那福利真是好得让人羡慕。当时签下来单位后，这位同学请大家喝酒，大家都开玩笑说，“海关这种单位很危险啊，诱惑多，你可千万别栽了被抓啊！”几年后据说这位海关老兄果真被抓了，罪名是协助走私受贿了几百万，当然这是后话。

　　“中大不比厦大差，咱们找不到海关、银行，工商、税务应该可以吧，没有两房一厅，咱总会有个单间的破宿舍吧！”英子的话让大家信心满满，于是何燕和她的同学们没事时会畅想未来的新单位以及单位给自己的房子。

　　何燕自己也相信自己能谋个不错的职位。她的信心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1998届的一位外号“老陈同志”的老乡。尽管老陈的专业比较冷门，但班上的同学在毕业前都在广州找到了下家，而且大多自己找的。老陈他们没毕业时就几乎都做着兼职，甚至有个同学还没毕业就已经挣了40多万了。

　　“冷门的专业，都能在广州全部谋到职位，万金油的中文应该也不会差。”每想到这里，何燕总能找到乐观的理由。

　　事实上，这一届中文系的毕业生在广州确实有着不错的机会。1998年2月，广州市政府下发的《关于1998年申请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补充通知》里，明确指出要优先录用“本科以上的机械制造、计算机和中文秘书等紧缺专业”，而国际贸易、国际会计、经贸英语等专业学生将限制接收。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中文系的学费是每年2500元，热门专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会计则是3500元，学费低的反而优先录用，学费高的却是限制接收，真是一个讽刺。”现在的何燕回忆时总会笑。

　　事实上，机会确实不少。

　　1997年的秋天，广州依然炎热。学五饭堂门口的公告栏上，就陆续出现了花花绿绿的海报，宝洁、壳牌、华为，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公司，已开始陆续进驻中大“招兵”了。

　　等待

　　对于中文系的毕业生来说，外企并不是最有吸引力的工作，在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下，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的毕业生都在努力地各取所需。

　　“双向选择”的政策出现于1988年，与以往国家对高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政策不同，学生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选报志愿，采取由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就业方式。在这样的政策下，学校不再拥有绝对权力，毕业生开始有了择业自主权。何燕那届并轨生，仍然是在双向选择中“自主择业”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外企、民企，只要有单位接收，学校都会放行。

　　但是要想找份好工作，到底该做些什么，何燕心里并没有底，只知道同别人一样添置行头，赶制简历。

　　在老师的指点下，班上的男生开始买西装，女性买套裙等。何燕20年的人生里也第一次穿上了黑色套裙。“这套毛料套裙价值480元，牌子是百图的，而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也才不过350元。”不过后来听师姐说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白马时装城很便宜，班里有个海南女同学去买了两套衣服才花了300块钱，这让何燕曾经骂过娘。

　　接下来是制作个人简历。因为大部分同学都在媒体实习过，资料基本都是一叠厚厚的剪报。学装潢的同学义务帮忙设计封面，舍得花钱的同学更是用高级纸把简历分成几个颜色区，以区分简历中不同部分的内容，对于，照片大家都明白，虽然用人单位不会以貌取人，但把照片弄得漂亮些总不是坏事。

　　何燕他们同学都知道的一个小插曲是关于李武的。他是班上最后一个签约的人，当时，一个报社听说他还没落实工作，而报社正好就有一个进人名额，就通知他去面试。他的副总编后来喝酒时告诉他，面试其实就是想看看是不是“歪瓜裂枣”，看到他模样端正后什么也没说只扔下一句话“好，签约吧！”

　　但也有些工作不是长相好就能决定的，还需要加分的“软件”，比如是否入党。1998年公务员的招考中，有部分职位明确要求只招党员。何燕班里只有一批大三时发展的入党积极分子，毕业前，这拨人中里只有部分能发展为预备党员。为了争取这张王牌，有人开始“使暗劲”。班上有个女同学，性格乖巧，在同学里人缘挺好。找工作的这段时间，她很少住在宿舍，于是在考察表现的时候，有人打了小报告说她住在男朋友那里。再后来，公布名单时她果然落选了。

　　欢喜

　　大多数没有背景的同学，只能等待用人单位到系里挑人。老师们会根据对方单位的要求酌情推荐若干人，而她们每天都会穿得一本正经，等待机会来临，然后，在机会中选择更合适的。

　　时间到了1998年4月，班里有半数以上的同学都落实了单位，尤其是外省生源，因为学校之前声明，过了4月就将把档案转回生源地。

　　当时同一个宿舍的六个人中，有两个基本敲定进机关端起公务员的铁饭碗。家在北方的何燕虽然心里着急，但还在等待，她手头已经有个垫底的单位在惠州，但她却希望留在广州。

　　何燕的命运在4月中旬敲定。那时广州正是回南天，天气潮湿，在去资料室路上的何燕被老师叫住，“广州一家国企党群部门要招人，你来试一下吧。”老师说。

　　“哦”了一声后，何燕参加了面试。三个月后一男一女的面试官，成了她的上司。

　　1998年，广州提出了“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城市建设口号，对参与建设的企业用人也有特别政策，允许申报接收毕业生的时间延长至4月30日。何燕正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之一，录用她的企业是参与广州建设的重点企业，所以，何燕如愿留在了广州。

　　几个月后，同宿舍6名女生中，来在中山的小虾回到家乡，她进了移动公司，广州女生gigi进入了广东电台做起了编导兼主持，靓女莹则到广州另一著名高校做行政工作，两位过关斩将的女生则如愿端起了铁饭碗，何燕进入国企。

　　如果按现在的行情来说，同宿舍的6个女生的工作都不错，甚至令人艳羡。

　　11年后的今天，她们同样都混得不错。有句话说得好：毕业的那刻起，阶级就划分了。她们的起点阶级都不赖，所以现在也不赖。

　　几天前，在中山大学体育场举行的招聘会上，当看到一名瘦瘦的湖南大学的女生，被广州一家汽车企业拒绝了简历，而原因是“我们只招本省高校的毕业生”时，何燕明白，开放包容的广州，现在已不是个可以让人圆梦的地方。

　　每个人都明白，其实原因很简单，现在大学生人太多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