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企业新“上山下乡”潮

　　浙江企业新“上山下乡”潮

　　观察记者 夏 燕

　　在民营经济集中的杭州，钱塘江两岸寸土寸金。在这儿坐拥5000亩土地，实在是令人艳羡的事。

　　钱塘江边的这5000亩土地，是浙江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

从2000年开始，传化集团累计在这5000亩的空间上，投入高达几个亿。

　　董事长徐冠巨一直有个想法：通过成熟的化工经营模式，嫁接到他认为“一定可以赚钱”的农业上；并通过农业的发展，推进化工产业绿色化。

　　“许多人不知道，世界上知名的化工企业，其实都在做绿色农业产业，而且不乏成功的，比如日本的世界五百强之一的麒麟公司”。他说。

　　2007年，传化农业产业的盈利规模达到200多万。

　　在那个农业投资刚刚兴起的年代，传化这个较早吃螃蟹的企业，俨然从这片金土地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而今，随着潜力的被挖掘，已有越来越多像传化这样的民营企业或拓展经营，或掉头转行，把大笔的资金投进炽热的土地，转向开发农业。

　　种种迹象显示，在浙江，一批企业正在将资本要素集中投向现代农业—连续几年，浙江省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额度都保持在120亿元以上。仅杭州而言，目前就有600多家工商企业投资农业，总投资达15.83亿元。而在民间，更有上百亿资金正在寻找机会。

　　在嗅觉敏感的浙商看来，相比眼下很多工业领域的过度竞争，中国农业正处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谁先懂得利用农业政策优势，谁就抢占了商机。

　　新一轮“上山下乡”潮中，浙江企业正在用他们打拼世界的智慧，创造性捕捉新一年里，来自农业的第一轮商机。

　　微利时代的农业突破

　　一直以来，浙江人都在书写一部关于财富与人生的传奇，“浙江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国制造”发展的一个缩影。然而，一场危机正在浙江制造业的各个领域中快速蔓延。一些曾红火一时的制造企业，现在日子越来越难过。

　　统计显示，从2008年下半年起，浙江工业增长急剧下滑。第四季度的工业增加值、出口交货值和利润的增幅均创下十多年来的单季最低点。

　　有专家指出，由于浙江民营企业在制造业方面投入已很多，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饱和，如果企业再投入资金，边际收益已很低，再加上由于人民币升值，一些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浙江制造业已经进入了微利时代。

　　于是，在传统制造业的夹缝中，浙江资本开始寻找新的突围之路。

　　“民营企业受所从事的轻工产业空间小的局限，积累的资本必然外溢，而一些农产品价格却一路看涨，这让一些非农企业看到了商机，涉足农业也就成了自然之事。”相关专家认为。

　　而随着农业产业门类的不断细分，农业功能的不断拓展，使许多农业相关产业具有较强的现实或潜在的盈利能力。再加上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建设，使农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政策风险要低得多。所有这些，都为浙江企业投资农业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福布斯》全球杂志一项调查表明，农业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其次才是房地产和金融。以巨大的资本和技术为依托，浙江资本投资农业，显然有着更高的起点。

　　实际上，浙江工商企业大规模投资农业也是“由来已久”。

　　“九五”期间，各地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纷纷引导工商企业投资农业，浙江也掀起了第一轮“上山下乡”的热潮。

　　如今，经过31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浙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2008年，浙江人均生产总值突破6000美元。根据国际规定，当一国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时，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表明经济总量规模上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

　　另一方面，非农产业持续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一系列指标都表明，浙江经济发展已经跨过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时期，正在逐步进入大规模的反哺期。

　　长期以来，资本投入不足一直困扰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政府资金和农民自身积累之外，工商资本大量进入农业领域，无疑是“反哺”的一种有效途径。更重要的是，在绝大部分企业家看来，丰厚的行业利润才是其进入农业领域的直接动因。

　　而这一次，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下，逐利的资本和“赚钱”的农业又重新找到了契合点—并且，前所未有地紧密。

　　赚农业钱

　　黄胜芳，温州巨科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初，他突然调头做起了农业，投资500万元人民币接手了一家养猪场，开始养猪。2008年，他又在永嘉开发了近千亩茶园，种植枇杷林和水蜜桃林，并成立楠源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无独有偶。

　　来自温州做电器的环宇集团与同是温州人的林永敏合资，在黑龙江明水县投资1.8亿元建设了年加工玉米50万吨、生产玉米淀粉30万吨的生产项目，并创建了环宇集团黑龙江格林粮食开发有限公司。

　　“农业能赚钱，为什么不做？投资农业是长远的，至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业是在赚钱的。”环宇集团董事长王讯行说。

　　这只是温州人开始挣农业钱的两个例子。温州市农委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温州市累计有500多家工商企业投资农业，资金达60多亿元。

　　其中，投入种养业8.4亿元，约占14%；投资农产品加工23.5亿元，约占39%；投资农产品市场建设4.8亿元，约占8%；投资小水电开发20.4亿元，约占34%；其他农业项目投资2.9亿元，约占5%。

　　在浙江省，这个投资额度同样连续几年保持在百亿以上。

　　一时间，素以敏锐著称的浙江企业纷纷携资金“重返农业”，农业重新成为浙江资本热衷的投资方向—

　　沃林（杭州）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开始着手建设全国高档水果销售网络，之前它在青岛投资一亿元种植蓝莓，这家现代农业公司的出资方是杭州一家工业企业；

　　森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宣告成立，首个项目是在瓯海茶山投资800万元，开拓瓯柑生产基地，其母公司森马集团是一家服饰制造企业；

　　盾安集团投资水产养殖业，借商业机构统一经营大闸蟹，推广品牌，其从事的主营业务却是制冷产业……

　　投资开发型、租赁经营型、联合开发型、基地契约型、综合型……无论采取何种投资经营方式，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都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专业化分工、标准化生产、社会化协作的经营策略，把基地开发、产品加工、市场拓展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尽管投资农业的资金效益回收期较长，但浙江资本并没有受这种因素影响，发展前景比较好，平均投资回报率都在10%—15%左右。”曾经对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做过专门研究的温州市农委办公室经济发展处处长贾永明告诉记者。

　　目前，浙江企业对大农业领域的投资，大体包括两条线。一条是从育种开始，到种养、农产品深加工等的农业生产领域；另一条则是围绕生产领域展开的农业服务领域，从农机、化肥、农膜等生产资料的生产到农业观光、绿色旅游以及农产品物流贸易等延伸领域。

　　“浙江资本更愿意涉足这两线的延伸领域，尤其是对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的行业更愿意投资，对种养方面的投资还比较少。”贾永明说。

　　事实上，随着企业对农业投入的数量日益增多，休闲观光农业、都市农业、科研农业、环保农业等都有了浙江资本的身影，农业与流通商贸、食品工业、休闲旅游等产业加速渗透、融合，浙江资本的农业投资领域正在不断被拓展。

　　而浙江企业投资农业热情高，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起点高、规模大。传统农业之所以赚不了钱，是因为土地和劳动力是它的主要因素，而现代农业靠的是资本和技术。对投资农业的浙江企业来说，这恰恰是他们的优势—他们具有雄厚的资本，对新技术的采纳和运用也有先见之明。

　　此外，用工业化的理念来经营农业，搞农业产业化经营，重视农业品牌的培育和开发以及农产品的深加工，还可以提高产品附加值，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提高效益。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俨然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投资者的管理经验是农业企业欠缺的，但农业产业的专业性也可能成为投资者的最大障碍。

　　而实际上，浙江企业能否在农业领域同样取得成功，当前面临的挑战还不仅仅是这些。

　　商机的另一面

　　新昌县天然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本地企业，主要生产速冻天然芋饺，年需求番薯粉5000吨左右。

　　根据估计，如果原料全部当地供应的话，至少需要5000亩土地来种植番薯。

　　但土地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

　　去年12月，新昌首个乡镇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站—双彩乡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站正式成立。成立后的一个重大事项，就是把村里刚转出的150亩土地租给天然食品有限公司种番薯。这一来，企业的难题总算得到了局部的解决。

　　对另一家塑料企业而言，虽然通过流转解决了土地问题，但因为其规划涉及建立一个休闲旅业基地，操作上还是遇到了困难。

　　事实上，虽然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适度放开了口子，但部分细节和操作还在探索阶段，这也让企业不得不对已有的规划进行再三修正。

　　让不少企业头疼的还有资金。

　　一般情况下，企业在一个完整的贷款过程中需要支付资产评估费、抵押登记费、公正费等费用，三项费用合计大约为贷款额度的2.8‰—7.3‰；在申请贷款过程中的担保公司一般收费为标的的1.4%—3.5%，咨询等费用约0.3%；另外还有支付银行的贷款利息，且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利率一般都会在利率政策范围内尽量上浮。

　　而高昂的融资成本、手续繁多、时间冗长……俨然都违背时效性高、季节性强的农产品贷款需求，这样一来，由于贷款常常不能起到预期作用，影响到企业及时使用，往往也使企业错失发展时机。

　　此外，一些已经出台的扶持政策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

　　“看过别人车上有绿色通行证，但一来好像没什么用，二来我们也不知道该找谁办”……在湖州的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许多人都在采访时如是说。

　　一名员工告诉记者，虽然国家现在部分道路确实对农产品运货车进行通行费减免，但前提是每车限重20吨。“这样我倒宁愿超载了三分之一的量，虽然免不了过路钱，有时候可能还要罚款，但合计下来反而会比较划算，因为执行减免费政策的关卡实在太少了。”

　　而除了国家政策外，各省往往还有省内绿色通道政策，也有相关部门颁发过省内绿色通道通行证。

　　“这也是有前提的，即当农产品出现‘卖难’时实行。但‘卖难’如何定义呢？这又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他说。

　　同样难以定义的还有部分投资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

　　朱水根是建德市三都镇和村人，和村里其他村民一样，除了养猪，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种西红花。

　　说起来，和村这里靠种西红花增收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每家每户上规模，靠的是“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的牵引，但几年下来，“有赚，也有亏”。

　　朱水根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但专家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

　　“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企业和农户的之间利益分配不均衡。‘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很难建立一个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两者利益没找到一个均衡点。要么就是企业赚了农民赔了，要么就是农民赚了企业赔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建锋认为。

　　“从中国农业产业化探索的过程看，还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分散、低效率的农户与不确定的农产品市场的矛盾；一个是中国农业产业化中整个农业产业价值链不均衡，难以产生协同效益，竞争能力低，产生不了超额利润。”他说。

　　初露锋芒的投资主题

　　2009年2月，“丁磊养猪”成为互联网世界最火热的关键字。

　　截至当月17日，在网易的“有道”搜索引擎上，这一关键字的搜索结果达到2330条。网友评论更是铺天盖地。

　　在丁磊看来，这个已经酝酿了一年之久的计划，从前期的考察、调研，到组建专门的团队，网易公司的“养猪项目”已然蓄势待发。

　　“仅仅是对新农业的一次探索，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丁磊表示，网易在浙江湖州、金华一带搞养猪场，养殖规模为10000头。养猪方式不同于目前其他养猪场的圈养方式，“我们采取圈养和牧养相结合的方式，30公斤前长骨架的时候圈养，30公斤后都是牧养”。因为牧养可以增加猪的活动量，使它的肌肉口感更加好，利用荒地和坡地来养，也不会占用耕地。

　　丁磊表示，一个养猪场能带动一个村的经济，每养1万头猪，都要成百上千亩的地种饲料，主要是番薯，农民种番薯可以放一个月不会烂，对种植业有保障。

　　而从当前经济环境下看，网易的“养猪项目”无疑是企业把农业视为“避风港”的一个典型样本。

　　“几年前提起你在看农业项目，大家可能会觉得是笑话，但是现在现代农业已经成为投资人普遍关注的领域。”一位业内人士这样阐释企业的新“上山下乡”运动。

　　但目前，掌握了农业资源，就拥了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这个论断已经被学者与专家们反复提及，而中国农业的分散状况、与现代化、产业化转型中的商业机会同样得到了高度重视。

　　“我觉得现在是非常好的投资农业企业去整合市场的机会，像美国做鸡肉、猪肉、牛肉，一个企业就占美国鸡肉、猪肉、牛肉市场30%多的比重，中国不到1%。”一位浙商表示，“拿民生产品豆腐来说，美国有企业占有全国80%的份额，日本山水豆腐占有全国60%的份额，而中国的豆腐连一个小城市、一个乡的份额都占不到。”

　　并且，国家在政策方面也有大的支持，大规模集中化、集团化、产业化的生产给农业企业提供了很好的机制。

　　实际上，仅从浙江企业投资农业的效果看，资本进入农业不仅解决了农业投入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把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及科技兴农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当下，在解决投资农业企业税收、资金、土地等问题的同时，相关政府部门也着力为企业与农业发展搭建一个个对接平台。

　　前不久，25家农业龙头企业与浙江省内欠发达地区农产品基地进行了项目签约，涉及成交金额2.1亿元，各类农产品1.26万吨—这已成为浙江省解决部分农产品“卖难”问题、缓解农业龙头企业原料供应“偏紧”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项统计显示，浙江当前的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已达1.3万个，欠发达地区已建和拟建的农产品基地377个，产业类别涉及粮油、蔬菜及茶叶等各大农业主导产业。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曾在传统工业中打拼的企业，也正在给广袤的农村带来“裂变”效应。

　　在青田章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一位叫郑进光的生意人正尝试用现代工业的理念经营土地。

　　郑进光的园区有4千亩山林，投资6000多万元，村里2000多的人口，近80%的地都由他租下来了，租金是一亩地一年70斤稻谷。郑进光把土地分为三部分，分别用于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业观光，他把这些称之为“做项目”。

　　从骨子里说，郑进光还是个“老板”，最早他靠办汽车配件厂发了家，后来又搞了几个大工程，在他的脑子里，现在还是会不自觉地用做企业的方法来核算农业，衡量自己在农业投资里的成本和风险。

　　用工厂分工、流程作业的方式来管理农业，像生产汽配零件一样去管理农作物，是郑进光搞农业的最大特色。“我自己不会种地，种地的活要交给会种地的人去干，我的强项是用我的资本搭建一个好的平台。”郑进光说。

　　实际上，郑进光正是用工业生产的方式在管理农业。他先把所谓的“厂房”，就是生产农作物的土地搭建起来，规模化之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和农科所合作进行品种的更新，把产品“设计”出来，然后把生产工作交给了“加工商”。

　　郑进光把不同的“项目”承包给不同的专业管理师，每年他们只要上交一定数量的承包金，多出的部分就全部归承包人所有。

　　“600亩茶园，我以每亩4000元的价格包给了一个人，那片杨梅园，我以每棵80元包给了另一个人。农民种地为什么整体水平上不去？主要是缺资金，缺少‘产业结构升级’的平台，这些费用我来负责，这就是项目的资本运作。”

　　过去几十年，浙江企业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风向标，始终表现出先知先觉的过人之处，其一举一动备受市场关注，也正是如此，注定了其一直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经济舞台上。而今，它们对农业投资的青睐，也正昭示了农业产业中的无限商机。这也恰好印证了这样一个预言：中国农业领域的投资，必然会吸引资本的关注，农业领域的每个细分市场都有这样的机会。

　　对这些浙江企业而言，2009年的秋天虽然还没有来临，脚下的这片土地却已经充满了收获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