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涛画画

　　周涛最早以新边塞诗著称于中国文坛，后来他写诗渐少，在上世纪90年代初，突然间用一篇篇“大散文”轰炸读者，规模最大者曰《游牧长城》，整整一本书，以“裤腰带”之说，指点长城内外“胡”“汉”诸族的性格差别、文化异同，检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腐朽部分以及奇妙的“输血”关系。此论若在所谓正经的史学层面，恐难免被斥为谬说，但从文学的浪漫天性来理解，则颇多可玩味之处。

　　但周涛是不太安分的，他总在寻求一些变化。“五十学书，六十学画”，现在差不多已经不再提诗的茬了，对为他带来不少声誉的散文也好像缄口不语，他最新示人的作品是他的画。不过这并不令人吃惊，一个自称被诗抛弃，又说自己也抛弃了诗的人，最终用画画来抵御离开了诗以后的失落，是合乎逻辑的：在中国，诗书画本来就是一家，画画后再用书法题诗以为“边款”，诗在这种情况下简直就是绘画的附庸。

　　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周涛在新书《我醉欲眠》序言中的精彩论断：“水墨和宣纸兴许是人生的一种归宿，中国文化的魅力犹如乡愁，最终使各行各业的各种浪子回头。”这样一来，周涛由诗到画就好理解了。依我看，还有一点也有必要提及：艺术思维中的形象思维是最精微高妙的，造型艺术则尤有特别的难度，以绘画表达世界观，一定充满了新鲜感和诱惑力，是厌倦了程式化写作的作家，或者是厌倦了僵化生活的其他行业人士，到了命运的某个阶段后都抵挡不住的。

　　初观其画，心中思忖：不是有点丰子恺那些小品的味道吗？简约、清秀、童趣中透着些禅意，又不乏一点凄清、一点对苍生的悲悯。读其文，才知丰子恺正是周涛所喜欢临摹的一位画家。和丰子恺先生一样，周涛也是全然不管什么门里门外的规矩的，他只画他心中所感知到的东西，而非从山水树木桥石花鸟鱼虫一类的基本功练起。他笔下的物象因此都是孤立的，全然不见环境背景的陪衬，也没有传统中国画渲染、泼墨、写意等诸般厚重的功夫，看来反倒清新悦目，不把按成规和套路解读判别的烦恼留给观者。

　　周涛最喜画马，单个的马，三五成群的马，为人坐骑的家马，兀立荒原的野马，甚至还有非洲来的斑马。他临徐悲鸿的马，几乎乱真；看电影《勇敢的心》，他画主人公威廉·华莱士所乘之马；马术比赛中会“盛装舞步”的马，也在他笔下优雅奋蹄。很难说周涛画马画到了什么火候。不过，他自己不认为自己画的是画家之马，而是新疆之马，这就好，不会有人对他说三道四了。首先是马，其次才是画。他以往最好的诗歌作品和马有关，他的散文处女作就叫《巩乃斯的马》，写马、画马，这实在是心中的一个情结，他可能有过做马上英雄的梦想而未能实现罢。猫和狗入画并不奇怪，不止一次，周涛想抓住这些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精灵们的“庐山真面目”，也部分地做到了。出人意料的是，他还画起了企鹅。企鹅大约是按惯例行事的画家们不会轻易拿做模特儿的，周涛纸上的南极冰岸，果然也因水墨效果而“跑调”，看上去太像温润的中国江南柳堤，但他抓住的是这些南极生命不言自明的绅士风度，他喜欢这个生物种类的天然气质，所以就有点不计其余。真正的不畏酷寒，不怕孤独，且总是能保持尊严和自负，这才是高洁中的高洁呢！

　　周涛画的第二好才是人。他画了闻一多、丰子恺、萧伯纳、托尔斯泰等文豪的肖像，还画了格瓦拉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等。他画了一幅“动态”的苏东坡，结果有点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于是写文辩解，说是苏学士“老夫聊发少年狂”、“卷起千堆雪”什么的。但我以为周涛最出色的一幅人物画，可能要数“当代荷马”——能完整演唱23万行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柯尔克孜民间艺术家居素甫·玛玛依的肖像了。画中人睿智的眼神，自然的长髯，柯尔克孜人华丽精致的衣帽，简直天衣无缝，有古典肖像画的典雅庄重，看上去尊贵之极。这又是典型的先人后画。我想，恐怕只有无限的尊敬和热爱，才会让周涛的笔墨如此流露，才会在当今这个名家那个大师纷纷登台亮相的喧嚣躁动中，专门抬举出一个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而且总是沉默寡言的柯尔克孜民间艺术家。

　　周涛坚称自己不会去做画家，但悄悄地写字做画也已有年。他的画一般都有不拘一格的题注，有时自撰旧体诗，有时以散文说明，长者达数百甚至逾千字，图文并读，颇多妙趣洞见，俏皮自嘲之处，则更见诗人和散文家的锋芒与锐利，比职业的画家们要洒脱许多，也自由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