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遇难者公墓所在地渔子溪：透着复苏的声音

胡建国老人整理人们拿来祭奠的鲜花。

　　本报特派记者 静冬/文 韦佳/图

　　引言

　　客观地说，在汶川的地图上，很难找到渔子溪这个小行政村的准确位置。叼着旱烟的村民老胡操着低沉的方言说，等将来新版地图出版了，肯定就好找喽，因为“汶川5·12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就在村头的山坡上。从老胡木然的表情上，不难读出这个新地标的沉痛意味。

　　震后的渔子溪表面上早已重归平静，平静背后却又透着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自去年6月25日公墓正式命名那天起，村边卖鲜花、鞭炮等祭祀用品的临时摊位就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年逾花甲的守墓人

　　从家门口到公墓的距离，满打满算也不过几百米远。每天清晨“上班”，68岁的胡建国总是一手拿着自制的竹夹子，一手提着垃圾袋，从鱼子溪村板房区家门口的水泥路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顺着山坡捡拾祭奠者留下的杂物。

　　胡建国，渔子溪村“汶川5·12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的守墓人。这里长眠着他的众多名乡亲，还有他年仅11岁的孙子。

　　“遇难者的确切数字是2900多人，不到3000人。所谓的集体掩埋处，其实是非常模糊的，那些墓碑，多半是生者为了却心愿，凭着感觉立起来的。”胡建国说，和他一起守墓的还有64岁的村民马福洋。自己的孙子被埋在第一排，但只有个大概的位置；而马福洋的12岁孙女，连遗体一直也没有找到。

　　很多墓碑上的主人，胡建国都认识；很多不知所终的遇难者，他也都能说出大致的埋藏位置。临近地震周年这段时间，胡建国似乎更忙了，心也更痛了。他说，每一个来祭奠的人，都怀揣着一段不堪回首的伤痛。很多铭心刻骨的记忆，他问都不敢问。

　　守墓是件特殊的行当，情感常常要被反复揉搓。近一年来，几乎每一天，胡建国都要经历由恸哭、悲容、香火的青烟、鞭炮的闷响等元素组成的悲情画面的不断刺激。他常常会陪伴前来祭奠的人唠唠嗑儿，安抚一下；没人的时候，就靠坐在墓地那漆黑色的门柱下，默默抽口闷烟。采访间隙，头发花白的胡建国凝望着板房区幽幽地说，“日子总要继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边是长眠于此的众多乡亲，一边是生机勃勃的新“映秀”，胡建国老人仿佛站在“生死交界线”上。

　　听村民们说，当初胡建国选择当守墓人，是经过层层选拔的。胡建国从年轻时起就勤劳肯干，做事认真，是几十年的老党员。所以，村里才会让他护守这个在村民心目中有着特殊位置的墓园。看护墓园，每个月有550元的补助。胡建国掰着手指头跟记者说，加上老伴种的蔬菜卖一卖，日子基本上还过得去。

　　刚刚摆地摊的母女

　　洁白的菊花，祭祀用的香烛，地震光碟……在公墓附近，不知什么时候好多村民开始悄悄地摆起了销售祭祀用品的摊点。渔子溪震后第一次营生理念上的变化，是从公墓落成开始的。

　　依山傍水的渔子溪，是前往九寨沟景点的必经之地。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地震前，当地很少有人做小买卖或外出打工，“以前的人几乎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出租房子给外地游客，日子便能很殷实，闲暇时光多是喝喝茶、打打麻将。”

　　地震发生后，渔子溪村的商品经济暂时消失，除了政府配给，买不到任何东西。幸存者每天可以领到10元和1斤粮食的补助，三个月后调整为每人每月补助200元，再三个月后就一般不再提供补助，逐渐过渡到“自主创业”。

　　在通往公墓的台阶边上，女孩李霞坐在地摊前默默地注视着远方。

　　地摊上经营的主要“商品”，就是自己从山上采集回来的一束束野花，还有几张“震中映秀航拍全景”的塑封纪念照片。“今天是摆摊的第一天，货儿还不全。”20岁刚出头的李霞看上去有些腼腆，但对自己的“生意”很有信心。

　　“等再过几天，报纸上说是到5月12日，都汶高速(成都到汶川)公路就开通了，那时车程会大大缩短，来往的游客将会越来越多。”李霞悄悄告诉记者，当日不到半天她就赚了四五十元钱。

　　午餐时分，李霞的妈妈从板房区端来了热乎乎的红油饺子。李霞蹲在地摊后面吃，妈妈帮着照看买卖。

　　“不能老在板房里呆着啊，生活需要有收入来源嘛，但镇上工业尚未恢复，活儿很不好找。”李霞的妈妈告诉记者，这里好多曾经家境不错的人，而今为了生计，每个月五六百元的活儿，现在也能拉下脸来接，这点儿钱数在地震前大伙是不屑一顾的。

　　记者走访中发现，当地人在寻找着一切可以赚钱的营生。而旅馆和饭店是最简单的办法。据说，镇上第一家旅店是去年10月4日开张的。到如今，来周年重访的各路记者们甚至可以在其中享受到宽带网线，价格也很灵活。

　　“走出悲痛的人们，开始有心思赚钱了，你几乎可以感觉到复苏的声音。”一位前来采风的江苏籍作家颇有感慨地说，他在这里买东西时都不忍心讨价还价，因为他被灾区人们那诗意般的坚韧所深深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