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7日刊文说,延续了将近三个星期的新加坡中国客工劳务风波,现今已逐渐趋于平息。不过,从风波在上月中的产生,客工采取集体行动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与缴交的中介费,到人力部介入调查与处理的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劳务市场存在相当大的“偏差”,须及时纠正。
如果这其中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类似的风波和困扰仍旧会发生。
文章摘录如下:
由于新加坡八百多名中国客工工作准证被取消而产生的劳务风波,在新加坡人力部介入与安排下,目前已显见结果。人力部5月6日发表的文告表示,在当局受理的案件中,420名(即83%)客工接受一千多元的遣送配套回国,而另66名客工则选择在特予延长到5月11日的逗留期间内尝试转换雇主,以继续留在本地工作。客工也得到雇主的相关补偿。
上月13日事情发生后,客工萌生愤愤不平与焦躁难耐的心绪,是很可以理解的。这批由本地几家建筑承包商聘请客工,工作准证突被取消,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而他们总共支付的近500万元中介费,以及被雇主拖欠的数个月薪金,也没有下文。更令这些客工着急的是,由于没有工作准证,他们得于两个星期内,即4月27日之前离境。
大群客工到介绍他们到来工作的劳务中介公司去,想讨回公道,但不得要领。而130名曾到人力部理论的客工,却由于聚集不散达四小时,造成纷扰,人力部得劳烦警方劝请离开。
诚然,人力部及时派人了解来龙去脉,进行劝说与处理,帮忙安排客工的临时住宿,并协助他们渡过目前的困境,都有助于风波的平息。但客工风波仍然值得深一层探究。对于聘请外来客工,新加坡的法令不可谓不严格。因为根据“雇佣外籍劳工法”,雇主拖欠薪水或安排不合理的住宿都是违法的。这起事件的产生,其实就是因为在人力部调查时,三家雇用客工的公司无法向当局出示相关证件,如公积金缴交文件、工程确切地点等,而导致给它们发出的工作准证被取消。
但,为什么同样的事件,会不时发生?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这类“畸形现象”的出现不可杜绝?显然,法律制订与执行的严厉,并不足以彻底解决其中环环相扣的复杂问题。根据新闻采访与读者投函所反映,劳务中介运作的盘根错节,以及一些贪婪雇主利用客工人头收费牟利,或许也是客工问题产生的一个重大原因。
针对日前的这起事件,前业内人士李建锋曾在4月27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上发表一文。作者指出,据新闻报道,受影响的客工中,中介费最高达1万2000元,最低的也有5700元,这对于来自中国的客工都是不小的数目。据他所知,以往一般的中介费是在4000元左右。那么,“费用”为何节节攀升?
这位前业者认为,中介费数目之所以上升,是因为“中介”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从事中介的业者越来越多。而中介行业抢饭碗的现象日趋激烈,一些业者就以向雇聘客工的老板塞钱,以取得生意,导致中介费的水涨船高。人力局的新法令让行为不当的中介与雇主双双承担责任,也可能导致两者之间互相包庇的恶果。
使问题更形复杂的是,“中介”里面分为本地新加坡的中介,和客工的源头——中国的中介,而中国方面的中介却分有层层级级。由此可见,问题既有本地的因素,更有外在的因素,两者相互交织,确实不易处理。
劳务中介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让人联想到私校教育曾经发生的一些偏差。最后是出动教育部立法与执法,不只在消费层面上,而是在教育层面上作品质的保证,才使私校良莠不齐的情况得以控制。
劳务中介与教育中介当然有所不同,因此也需要对症下药地处理。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是劳务市场的规范与整治。在这方面,当局不妨多听听业内人士的意见和反馈,以便制定更有效的对策。
(责任编辑: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