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银行业整治贪腐有赖制度创新

　　银行业整治贪腐有赖制度创新　　

　　当地时间5月6日，涉嫌贪污、挪用银行近5亿美元的中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以及两人的妻子余英怡和邝婉芳被具体量刑，他们将在美国面临8到25年不等的刑期。

　　加上此前已被押送回国并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的余振东，“开平大案”的巨蠹已相继遭受法律惩处。

　　作为贪腐案件“高发区”，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之疲弱由来已久，很大程度上，这种不合理、不安全的状况正是本轮银行业“花钱买机制”之所以启动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眼下，中国的大中型商业银行基本都已公开上市，步伐稍慢的农业银行也已改造为股份制公司。可以预见，通过此前不无艰难的重组和再造，长期疲弱的银行内部治理将会出现大的改观。

　　但是，“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的“三步走”方案仍未触及此项改革的最难点，即，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尽可能消解银行股改必然伴生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病，而这一难点的形成，首先来自观念中对于战略性行业、垄断性行业国有属性的理解，以及对渐进式改革方式的继承、对进展过快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顾虑，等等。

　　就大量实践情况来看，上市侧重解决的是对企业经营人员的激励和约束，而至于如何实现假定中的国资代表与国家以及全民利益的一致性，确乎依然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

　　暂且抛开产权虚置问题不谈，权力获取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国有产权代理人与其他股东间的必然差异：一般股东的决策目标是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包括短期和长期利益的综合考虑；国有产权代理人追求的是如何满足或达到其委托人规定的目标。由于国有产权委托人与生俱来的公共利益考量，国有产权管理的目标也不会仅仅考虑经济目标，其他诸如社会福利、公平、稳定与安全等都是国有产权委托人的决策目标，因此，这又很容易陷入到政府行政是否高效以及政企能否分开等“死结”中去。

　　无论对错（这其实很难先验地论定），势态发展似乎正在演绎着上述逻辑。国有银行上市后依然有着确保国资安全、执行产业政策、提供普遍服务等诸多诉求，这些诉求都没有错，但问题在于，这些理论上的目标如何落实到实践中而又与银行作为企业的治理要求不矛盾，却是个始终悬而未决的命题。

　　或明或暗的政策性负担的存在，银行的预算软约束很难出现根本性的改观，正如世行副行长林毅夫所指出的，如果不能根除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政策性负担，那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金融体系内生的体制性问题，因为在企业背负政策性负担的条件下，国有股东难以找到评价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准确指标，这样，政策性负担-信息不对称-软预算约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内生地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和资产流失的风险。

　　由“开平大案”所引出的另一个挑战性的课题是如何构建合理有序的竞争格局。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垄断所导致的效率低下，转型阶段国有银行寡头垄断同样阻碍着监督、约束机制的建立完善，原因在于：由于缺乏有效的参照系，评估主管官员和企业经理的绩效将会陷于重重困难并最终使得外部监督无所依从。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研究，如果利益集团的数目足够少，那么集团就有充分的激励去影响政策制定者，以出台有利于自己的监管制度。

　　当然，就此问题需要权衡的两难是，政府是要追求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还是追求国民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在银行这一特殊市场中，充分竞争会否同样导致巨大的外部不经济？很显然，这也不是单一的国有银行股改所能够回答和解决的。

　　综上所述，即使是在大踏步前进的今天，中国银行业的贪腐现象仍有制度诱因，不过，若以乐观的眼光来审视，应该看到，中国改革事业的复杂性、艰难性从来就是这一事业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引人入胜之所在。回顾以往发展的历程，中国经济每有大的突破以及连续高水平的增长，都和对于改革开放认识的深化，并且及时推行创造性的制度变革密切相关，而这些成功的范式，应该可以提升我们赢得银行业改革的期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