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沟通叫抚慰：心理援助团的内心课堂(图)

心理专家与孩子们一起游戏

　　“除夕的晚上，我骗他们说我值班，其实我是不想看电视，电视里肯定要说地震的事，我不能听这个事。

　　我一个人在邮政所的板房里过了一夜，吃了桶方便面。快凌晨的时候，有人开始放鞭炮了，我也醒了，黑乎乎的一片，突然就想起我的那些家人，不知道他们都在哪儿呢……”

　　人物档案

　　宋霞

　　心理援助志愿者，成都市大地双语幼儿园的幼儿教师，地震时与许多老师一起组成 “阳光心理救助团”赴灾区进行心理援助，后又多次参与心理重建活动。

　　韩天冬

　　心理咨询师，来自天津的志愿者。

　　刘猛

　　“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组织者，心理咨询师，持续一年在地震灾区做心理援助的志愿者。

　　采访后记

　　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稳定的方法可以实施。在灾后心理重建中，四川灾区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

　　心理服务专业人员缺乏，政府可以调用的心理服务资源有限，记者拨通在四川省政府公布的96000心理服务热线，发现这个热线已经“夭折”。接线生告诉记者，这个全国第一个心理服务热线的运行时间不过几个月，停止运行已有半年多了。

　　而民间的心理志愿者在灾区的越来越少，很多人都是普通的一个职场分子，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长期跟踪一个项目。

　　目前，有关部门对重灾区基层干部实行了强制休假制度，这算是心理重建一年后的一项新措施，相信，随着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制度会为心理重建而诞生。

　　这一年，地震重灾区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和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相继自杀。

　　这一年，关于地震后的心理重建一直在讨论中，但还没有一套成熟的实施方案。

　　在经历了大悲痛后，灾区人民的心里在产生着什么，又放弃着什么？

　　这一年，从最初的心理援助，到现在的心理重建，对灾区群众的帮助一直进行着，毕竟，生活还将继续。本报以一个灾民、一个心理援助者和心理援助团体为采访样本，剖析这个牵扯无数人的内心课堂。

　　一个灾民的心理档案

　　何先伦，四川省青川县东河口村人，青川县关庄邮政所邮递员（临时工）。5·12大地震使他失去了父亲、母亲、大哥、大嫂、弟弟、弟妹和妹妹7口人。两个侄女沦为孤儿由他抚养。“我当时在分信，准备回家去睡个觉，但信太多，想分完了再回去吧，结果就这么巧，如果我那个念头闪现的时候回家了，现在也肯定死了。”“我们那个村（东河口）是全县最富的村，我家是刚修好的房子，你看，就在那照片的右侧最高的那栋，现在没了，全被垮下来的山埋在地下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村小学的那根旗杆了，刚刚露出地面一个头。”“地震那天是四月初八，地震后，今年四月初八（5月2日）我回去家里原来的地方看过，但找不见在哪里了，只能摸着方向找个空地看，就那么看，什么都看不出来，家门口的河也变成堰塞湖了，树也移了位置了，原来的沟沟坎坎都成一片平地了，我们村就在这平地下面100米。”“过春节、过清明节的时候，我带着我那两个侄女到我们原来家那儿，没有墓碑、也没有名字，就拿树枝在地上画几个圈，这是你家的，这是我家的，然后让她们各自祭拜自己的父母。”“我没哭，我不能哭，家里头有老婆有孩子还有这些孤儿，我哭了他们怎么办。”“现在每天我早上7点就去上班了，一直在邮政所呆到晚上，第一是这工作救了我的命，第二，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才能不想那些事。五一、十一什么假都不休。”“说不想是假的，我尽量不到原来家那儿。但有一天，我整理邮件去送，有一封信，地址就写着青川东河口村，这村在地震中早没了，我就看那几个字，骑着摩托车，在路边，一边骑一边哭，怎么也忍不住。”“除夕的晚上，我把侄女们弄到我媳妇工作的那个饭店去，给她们买了好多花炮，让她们热闹。我骗她们说我值班，其实我是不想看电视，电视里肯定要说地震的事，我不能听这个事。我一个人在邮政所的板房里过了一夜，吃了桶方便面。快凌晨的时候，有人开始放鞭炮了，我也醒了，黑乎乎的一片，突然就想起我的那些家人，脑袋里全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哥他们，不知道他们都在哪儿呢……我再也找不见他们了。回到家，看到她们（妻子和侄女）情绪也不好，给她们花钱买的花炮一个都没放，等着我呢。”

　　一个心理援助者的方案

　　宋霞，心理援助志愿者，成都市大地双语幼儿园的幼儿教师，地震时与许多老师一起组成“阳光心理救助团”赴灾区进行心理援助，后又多次参与心理重建活动。“地震时，我去的是都江堰，因为我是当幼教的，善于和孩子们沟通，当时就想发挥自己的特长吧。方案都没有，都是几个老师在车上临时想出来的。”“我们这个团里大部分是老师，有初中的、高中的，不同年龄段都有，去了也就按这样分工进行，另外我们也邀请了两个心理专家加入到我们其中，负责一些课题的设计和难点问题的把握。”“低年龄小孩主要是恐惧，他们被地震吓坏了。别说问心理问题了，就连见了我们生人都躲着。”“大一点的孩子是拒绝，在聚源中学高中班，有一个学生叫谢雨，他是在废墟中掩埋了几十个小时后被救出来的。他的脸被深深地划了个疤痕。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根本不和人沟通，也不怎么说话。我们也不敢刻意去和他交流，怕造成负面效果。”“想了好多办法，也尝试了好多，有成功有失败，最后，我们弄出了个模式，就是用10天左右的时间和这些孩子交流，沟通，教会他们心理援助的知识，十天后，让他们成为小志愿者，去帮助比他们更小的孩子或更需要帮助的同学。”“这个模式效果很好，大多数孩子找到了集体感和荣誉感，帮助别人让他们觉得自己存在的价值非常重要，我们还搞了很多仪式，比如专属他们的一些口号、标志啊，让这种集体感更凝聚一点。”“地震过后的时间里，我们这个组织的人员越来越多，我们就与同学们一起和部队官兵联欢，效果就更进一步，人们信任解放军，解放军教给孩子们打拳、爬杆，增强了意志力，通过拉歌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很多孩子开始热爱集体，热衷集体活动。”“一些其他灾区，如安县、彭州知道这个经验后，都来我们这儿取经，其实我们真是自己瞎猫碰的，没什么经验可谈。”

　　一个群体的困境和建设

　　5月1日下午3点，一场“心理重建”的爱心活动正在四川省平昌县兰草镇中心学校操场上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援助者，在这里和灾区的孩子们玩着游戏。但这些游戏的设计有很强的针对性。心理咨询师、来自天津的志愿者韩天冬说，“每一个游戏都是锻炼一种意志力。”

　　首先开始的游戏是“雨点变奏曲”，学生们和志愿者们混合起来，用鼓掌、拍大腿、跺脚来代表小雨、中雨、大雨。然后主持人朗诵一段雨中即景“乌云密布，一道闪电划过，雷声开始轰隆隆。小雨噼里啪啦地下了起来，行人慌忙躲避；很快，小雨变成了中雨……中雨变成了大雨，大雨声变小了，变成了中雨……”通过朗诵中提示的内容，团队发出声音，来比较一致性和响亮度。韩天东说“这样的一个游戏，主要是锻炼耐挫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但游戏很快就结束了，孩子们一哄而散，有的去打篮球，有的回到教室复习，志愿者们也开始准备离去。

　　这种“心理援助速成班”的形式并不受到业内所有人士的认同，“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组织者、心理咨询师、持续一年在地震灾区做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刘猛说，短期的心理援助是对灾民的二次伤害。因为这些心理志愿者在灾区呆的时间有限，并不了解灾区的真实情况，不知道灾区到底是什么，受灾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状况。

　　但长期的心理援助体系在我国并没有良好的基础，大多数心理援助组织都是自发的。四川省红十字会宣传部副部长刘强告诉记者，地震爆发后的一个月，是心理援助者最多的时期，当时有几百家各种心理援助组织在灾区服务。但现在已经没有了。而红十字会下属并没有专业专职的地震心理援助机构。

　　在灾区服务多个月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宋霞则有更深的体会，“心理援助也是分阶段的，不能一直停留在地震那个阶段，要思考和变化，现在一年了，应该援助什么，应该重建什么。孩子们大了，接受援助后心理发生变化了，都要考虑。但这些，对我们这些业余的志愿者来说，是太难了。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实时跟踪、逐步升级的组织来接手。”

　　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于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目前，各级领导对心理重建和心理干预工作都很重视，四川省建立了心理卫生五级服务网络、设立了心理服务热线，针对重点人群进行重点服务。北川县两名公职人员相继自杀后，4月底，北川县组织了基层干部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去考察。“我想是希望革命人士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能激励大家吧”，一个参加此次考察的基层官员如是说，“希望这是个好办法”。

　　而在一些重灾区，当地政府运用舞会、歌会、演唱会等多种形式，用外界的力量驱走灾难中的痛苦，来达到心理重建的目的。

　　本版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