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诗人胡安:问题不是原谅，而是真实和正义

　　专访阿根廷著名诗人胡安.赫尔曼――问题不是原谅，而是真实和正义　　

　　胡安.赫尔曼被认为是拉美同时代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游击战士，并在军事政变后经历了13 年的流亡生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受周恩来的邀请先后两次访华。今年4 月，他第三次来到中国，为的是“了解发生了什么”。　　

　　文/ 刘莉芳　　

　　2009年4月10日，79 岁的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来到北京。

　　4 月11 日，赫尔曼静静地走在天安门广场上。他和普通游客一样买票，没有优待。50 年前，他曾受周恩来邀请，走上这高大的城墙。当时，他问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再写诗了？周恩来回答，我从来没有写过诗。赫尔曼曾经校订过西班牙语版的毛泽东、周恩来诗集，他不明白这位总理为什么这么回答。

　　走在南池子大街上，赫尔曼问翻译于施洋：“现在的中国人怎么看毛？”

　　赫尔曼和中国结缘很深。1959-1964 年，他是新华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者，工资不高。赫尔曼回忆，1959 年北京杂技团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表演，他们代表新华社，邀请赫尔曼担任新华社驻当地记者。次年，赫尔曼随拉美记者团第一次来华。在40 多天里，他走访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几个城市。“当时的中国告别了饥饿、恐惧和落后的过去，人民热情高涨，满怀英雄主义的信仰，出现了很多英雄壮举，比如4 万个农民手工建造起巨大的堤坝。当然，那不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作出的唯一的丰功伟绩。”1964 年，赫尔曼第二次来到中国，要求重走长征路，获得有关方面的同意。“路上的一切深深震撼了我，到处充满革命的热情。”

　　2009 年4 月10 日22：35，赫尔曼飞抵北京，这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从首都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从前沿途是农村，路边是种着庄稼的农田，肥料是人的粪便，一路的味道可想而知。现在，沿途都是高楼大厦。

　　当年，赫尔曼住在北京饭店。窗外的街上，15 个人推着没有汽油的装满货物的大卡车走。“那时，汽油短缺；现在，物质丰富，但是看不到以前的激情了，”赫尔曼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些东西是能看得出来的。说不定，能看到的就是实质的东西。”

　　此次中国行是赫尔曼获得2007 年塞万提斯文学奖——西语世界最高的文学奖项——的必修项目。获奖者除了获得90450 欧元（约合人民币100 万元）的奖金，还需在塞万提斯学院驻全球的分部中挑选几家，去亲临讲座，进行文化传播。赫尔曼挑选了新德里、北京、上海、马尼拉和东京这5座亚洲城市。“选择亚洲是因为我对亚洲了解不多。世界不仅仅是西方的。”

　　4 月14 日晚，赫尔曼在塞万提斯北京学院举办了名为《寂静的诗歌》的讲座，他用西班牙语朗读自己的诗歌。听不懂西班牙语，能体会的只是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每念一个词都费劲地拖着苍老的声音。他脸上的纹路深刻而清晰，手上青筋突起，像是一幅版画。他比照片上的样子疲倦、老态，也更深邃。

　　学院院长易玛如此介绍赫尔曼：“他是拉美同时代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一生是在独裁和流亡中度过的。他代表了更多的男性和女性。对他们来说，远离故土，已经成为他们的身份。谈到他，实际上就是谈到他为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所做的奋斗，他面对野蛮走过的人生道路，以及他为捍卫个人和集体记忆所做的不懈斗争。”

　　这就是赫尔曼。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内几乎没有对赫尔曼作品的中文译介的情况下，听众依然爆棚的原因。

　　北京大学研究生于施洋是国内最早翻译介绍赫尔曼生平的人。现在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胡安.赫尔曼的生平自述：我怎样成了社会主义者和诗人》，就是她翻译的。文章里写道，赫尔曼的父亲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参加过1905 年俄国革命。为了躲避警察搜捕，1912 年全家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1930 年，赫尔曼出生在这里。“从小我就熟知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一切故事，街上画满涂鸦，我们小孩子收集巧克力的银色包装纸，以为这样可以融铅，为共和军造子弹。二战造成家里生计困窘，还带来之后的一切：1943 年政变、贝隆主义出台、1955 年政变。毫无疑问，那些年里多事之秋的社会环境锻炼了我们务实的态度。”

　　1945 年，15 岁的赫尔曼加入了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团。1955 年，他和朋友创办了有着激进政治诉求的诗歌刊物《硬面包》。他还参与创建了阿根廷城市游击队，这是当时众多反对独裁政府的游击队中最重要的一支。由于赫尔曼同情古巴革命，批评阿根廷共产党，渐渐地，他脱离了游击队和“硬面包”。1970 年代，他被阿根廷反共联盟和城市游击队同时判处死刑，不容于双方阵营。1976 年阿根廷政变，赫尔曼不得不逃离祖国，流亡于罗马、马德里、马那瓜、巴黎、纽约。1976-1983 年间，阿根廷至少有1.5-3万人因遭到绑架、暗杀而“人间蒸发”。阿根廷臭名昭著的“肮脏战争”，指的就是这段迫害左翼人士的历史。

　　流亡期间，赫尔曼从未停止过斗争。1983 年12 月，阿根廷结束了军事独裁，但没有接纳赫尔曼。1985 年，联邦法官接受诉讼，调查并追捕赫尔曼。1986年2 月，法庭对赫尔曼进行过缺席审判。1988 年1月，联邦法庭修改判决，赫尔曼终于被允许回到阿根廷。此时，他已流亡13 年。

　　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赫尔曼有两个话题不愿提及。一个是儿子和儿媳的死。当年，赫尔曼20 岁的儿子和怀有7个月身孕的儿媳，被军政府从家中绑架，随后处决。1989 年，赫尔曼在一个河底的水泥桶里找到了儿子的遗骸。他为儿子写下《公开信》：告诉你或不告诉你我的痛苦/ 拥有你的或不拥有你的方式/ 改变那折磨你的热情仿佛/ 会使儿子平静地飞起来仿佛/ 那心碎神迷，声音，冷漠/ 将人与墙壁举起来/ 让你那温柔恐惧的脸/ 狂乱而暴怒，再见吧，心肝。

　　在赫尔曼的中国行程中，太太马拉陪着他。马拉就是赫尔曼口中那位支持他走过艰难岁月的“伟大女人”。马拉是一位精神病理学家，比赫尔曼小10 多岁。她1970 年代也曾投身革命，遭到迫害后，和前夫去了墨西哥。1983 年，她只身回到阿根廷，在朋友聚会上结识赫尔曼，一见钟情。

　　赫尔曼戏称两人是“小便情人”，因为他们是在聚会时的厕所过道上攀谈相熟的。此后，赫尔曼便和马拉定居墨西哥。于施洋说，赫尔曼很依赖马拉，马拉则称呼赫尔曼为“小胡安”。

　　于施洋是北大西语系教授赵振江的学生，曾翻译过赫尔曼创作于1962 年的诗集《戈探—反写的探戈》，现正在翻译赫尔曼创作于2001-2004 年的诗集《往环致敬》。“赫尔曼的新作比旧作更生活”，于施洋说在新诗中，赫尔曼常常写到家庭生活的题材，比如马拉撒下的面包屑，“只一个小时，法国面包就在她手下欢快地飞舞”；他写辣椒，写从沃尔玛买来的便宜的虾；他为马拉写下只有两句的《时光》：“我只爱你一次，每次爱你都是第一次”。

　　在墨西哥城，赫尔曼和马拉深居简出，住在一栋150 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没有车。赫尔曼不爱接受媒体采访，常给两份报纸写专栏，其中一份是著名的《第十二页》。

　　4 月15 日上午，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天，赫尔曼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说他将在今年8 月再来中国，参加青海国际诗歌节，接受第一届金藏羚羊奖。　　

　　对话胡安.赫尔曼――我的主要计划就是再活100　　

　　B=《外滩画报》H= 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　　

　　问题不是原谅，而是真实和正义　　

　　B：你出生在阿根廷，流亡于多国，定居墨西哥。你对祖国是否有归属感？

　　H：所有人都属于这个世界。在阿根廷，我度过了童年，学会了我现在所讲的语言。阿根廷是我的祖国，我始终非常热爱祖国。如果一定要说我属于哪个祖国的话，我的祖国就是语言。

　　B：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创建了阿根廷城市游击队，后来又退出了，为什么？

　　H：从1930 年起，阿根廷先后出现五六次军事独裁，也出现了好几支与之对抗的游击队。最有名的就是阿根廷城市游击队，这是一个政治军事组织，但遭到独裁政府的破坏，1976 年已非常势弱了。后来，在流亡途中，部分游击队员被派回阿根廷筹划反攻，而唯一的结果是这些游击队员全部被杀。很多人不赞同这种送死的做法，离开了游击队。我也是如此。其实当时真正该做的是趁独裁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持，占据政府空虚的位置。那时唯一一个真正的抵抗运动，是由“五月广场消失者母亲协会”组织的。

　　B：1967 年切.格瓦拉牺牲。你和这位传奇人物同处一个时代。你怎么看他？

　　H：他是阿根廷游击战的催化剂。他是一个世间绝难再现的伟人。幸运的是，他曾出现过。

　　B：你在上世纪60 年代不肯离开新华社，宁可被阿根廷共产党开除。为什么？

　　H：是因为我自己想走。1964 年中俄关系破裂，他们要我放弃为新华社工作。我不接受这种强加的命令，也不愿意做任何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后来，警察闯到我的办公室，把我带走。我和3个同伴在监狱里被关了几个月。在那里，我学会了意大利语，因为唯一一本警察允许带进去的书是意大利语的。我大声朗读意大利语，把同伴都逗笑了。

　　B：自1976 年开始的13 年流亡生涯对你意味着什么？

　　H：在流亡途中，我非常愤怒、悲伤、无力，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同志们死去了，朋友们消失了，那是一场确确实实的独裁，这场独裁让3 万人消失了！其中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无法写作。

　　B：流亡于不同语言的国家，对你的写作造成了什么障碍吗？

　　H：除了西语国家之外，我流亡过意大利和法国。意大利是我流亡的第一个国家，我在当地的新闻社工作。在意大利，我很多年无法写作。不是因为外部环境，而是因为语言障碍让我很恼火。意大利语柔和甜蜜，这和我因为阿根廷局势而产生的感受形成很大的反差。用意大利语，不适合谈论发生在阿根廷的残酷的事情。

　　B：2000 年，在你的儿子和媳妇被绑架23年后你才找到孙女。是如何找到的？

　　H：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杀死了我儿子，把我的儿媳带到乌拉圭。两个月后，我的儿媳生下孙女，他们就杀了她，把我的孙女送给一个警察家庭。我和一位德国诗人、一位哥伦比亚诗人组织了一次对政府施压的运动。我们收集了数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的签名。结果正如我所料，不是乌拉圭政府，而是一位普通人告诉我，他曾经见过有人给他的邻居送来一个两个月大的女婴。那家的男人已经去世，我请一位牧师去和那家女人谈。两周之后，那女人向自己的女儿吐露，你很可能是赫尔曼的孙女。DNA 检验表明，她有99.99% 的可能性是我的孙女！与孙女重逢，是狂喜的。现在，孙女33 岁，住在蒙特维蒂奥。

　　B：这些痛苦经历是你创作的源泉吗？

　　H：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已经开始写诗了。诗人活着不是为了写作，相反，写作是为了生活。痛苦、幸福、不幸，不是写作的动力。有很多伟大诗人没有痛苦的遭遇，甚至连一点小伤口也没有经历过，但是他能写出很好的诗。每个诗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觉得我的脾气不好，难以忍受。当我感到我的耳朵里有噪音的时候，我必须要写，表达出来，这是我的生活需要。我的写作需求不是来自于政治，当我想写政治题材时，我写文章，不写诗歌。有时，我会写一些政治题材的诗，但都是发自内心的。如果不是发自内心，那就是一种政治宣传。

　　B：你是否会原谅那些过往的苦难？

　　H：永远不！他们杀死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从未告诉过我，要去原谅那些杀死他的人。只有我的儿子有权利原谅那些人。问题不是原谅，而是真实和正义。这些伤口是难以愈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更容易适应伤口。我很感激，始终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在支持我。她的体型不大，但是个伟大的女人。　

　　我从来不是知识分子　　

　　B：50年代，你创办了《硬面包》杂志，用诗歌作为武器。诗的斗争作用是怎样的？

　　H：正如过去，诗歌总能为人们提供精神财富，告诉人们，自己是什么，以及人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通过诗歌不可能得到权力。诗歌的作用就是这样。如果这是一种作用的话。马克思说过，人的最大满足感来自于艺术、文学、音乐等。如果非要赋予诗歌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作用，我认为这有点夸张。作家并非像斯大林所说的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我们只是写字而已。

　　B：你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对社会进程发挥的作用？

　　H：我从来没有写过剧本，我不是知识分子，我曾是军人和诗人。近300年来，在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一直都担任着重要角色。知识分子的工作非常有用，他们帮助人们理解。但是至今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承担起指引一个国家的重任。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该到此为止，理解的东西应该化为行动。

　　B：作为记者和作家，你对这两种身份有什么看法？

　　H：我认为新闻报道也是一种文学工作。尽管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不好。有些诗人抱怨说新闻限制了他们写诗，但是这从来没有限制我。我觉得它们像是居住在同一座楼里不同楼层的好邻居。

　　B：你是否认为自己创造了一套自己的诗歌语言？

　　H：我叫胡安，不叫但丁。在我出生时，西班牙语是另一种样子。每个诗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声音，和创作这个声音需要的语言。就是这样。

　　B：在你的诗里，常常对食物、饥饿进行比喻，比如用汤勺敲击灵魂。食品可能是对祖国的形容。是这样吗？

　　H：有些人是吃自己的祖国的，并且他不一定出生在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汤和食品可能由几个因素产生影响。汤是对母体的回忆，对家人做的菜的回忆。我认识一个失踪者的母亲，在很多年里，她每天做一种汤，放在桌上，等儿子回来。汤变冷，不断变冷。

　　B：俄罗斯文学对你的创作有何影响？

　　H：我不懂俄语，但是很喜欢别人用俄语读给我听。我的家人懂一点俄语。我听到的第一首诗歌是普希金的俄语作品，哥哥念给我听的。尽管我一点都听不明白，但是我喜欢俄语诗歌的乐感和节奏。或许这与我后来从事诗歌写作有关。

　　B：哪些作家对你产生过重大影响？

　　H：我从小开始读诗，读过很多古典诗歌和西班牙新古典主义诗歌。我在寻找自己的诗歌语言的道路中，两位诗人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秘鲁诗人塞萨尔.巴耶罗和阿根廷诗人劳尔.冈萨雷斯.图农。劳尔曾参加西班牙内战，并对中苏决裂发表过意见。

　　B：未来你有什么计划吗？

　　H：写诗不能计划，我的主要计划就是再活100 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既然有那么多实现不了的计划，再多一个也没关系。我刚完成一本诗集，将于五六月份在阿根廷出版。　　

　　（以上部分文字来自4 月14 日晚赫尔曼在塞万提斯北京学院与读者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