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湖北一招商办官员被刺被放大的社会撕裂

　　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某宾馆消费时，与一女服务员发生争执，该服务员用修脚刀刺向对方两人，其中一人被刺死。据称，双方争执可能是因事发前邓贵大向邓某提出“特殊服务”要求遭拒，邓贵大从怀中拿出一沓钱抽打邓某的头部，由此引发了命案。（5月12日《长江商报》）

　　在这一尚未获得警方确证的说法面前，网友的群情激愤令人有些目瞪口呆———数以万计的留言，几乎集中于对被刺死官员“活该”的情绪喷发，女服务员成为弱势群体无奈自卫反抗的标符。一边倒的情感倾向如此汹涌，似乎让整个事件在尚未完全水落石出时就已然定性。

　　这种情绪化体现并不鲜见。如果我们认同，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那么，长期生活在宽容平等的社会氛围里，就养成相对平和乐观、理性分析等亲善品质。相反，长期生活在人际关系紧张、各阶层接触日渐减少乃至淡漠的社会气氛中，人们形成的可能就是缺乏信任、本位冲动等情绪产物。

　　按照未经证实的说法，制造了女服务员刺死官员的“果”，源自于官员之前无礼并采取用钱抽打其头部的野蛮之“因”，官员与服务员两个相差悬殊的身份符号被再次抽象化，成为权力践踏权利、人性保卫自尊的意义阐述。女服务员刺向官员的那把修脚刀，无疑刺中了民众情绪挤压的软肋，为弱者主持正义的道义感召、女服务员可能就是下一个“我”的心理暗示，掩盖了等待真相后再加以分析的理性克制。

　　这起事件背后看似失却客观公正的“民意暴力”，实则在现实生活中，民众更多扮演沉默的大多数，只能在口水板砖中寻找心理慰藉。毕竟，直接决定社会基本框架和运行规则的，并不是道德层面的公序良俗和文化心理，而是公共司法制度和公权运作方式。这两者直接塑造社会模式，并对民众心理产生深远影响。如果民众总是从某些公共事件中得出结论———司法对于官民同一性质与程度的行为偏向于选择性执法、富豪总能肆无忌惮地在社会各个层面挤占民众权利空间、权力沦落为少数人玩弄公众权益的橡皮图章，于制度救济无力的愤怒就会演化成逐步拉大的社会撕裂困境，这恐怕才是此次事件所放射的最值得警惕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