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乱象
本报记者 周芬棉
据证监会最新统计，自2008年以来，截至今年3月底，证监会已对68起内幕交易线索开展非正式调查，已经立案8起。
“这是在证监会对稽查体制改革一年多来，在查处内幕交易向社会交出的答卷”，有专家分析说，“内幕交易手段不断翻新，行为越来越隐蔽，查处难度越来越大了。当下最要紧的，对投资者来说，需要防范被实施内幕交易人员利用，对监管层来说，仍然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作为打击内幕交易最有效的方式，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制度迫切需要完善。
”
内幕交易手段大揭秘 据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2005年证监会查处了西藏发展原董事陈红兵、三普药业原董秘邓兵、深南电原董事长劳德容内幕交易案，三人先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当时他们的作案手法还是比较直接的，即直接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查处力度的加大，内幕交易发生变种了。
2007年，杭萧钢构内幕交易案发。浙江丽水市检察院向公众“还原”了这起内幕交易的内情：作为杭萧钢构公司证券办副主任的罗高峰，熟知公司将有可能承揽大项目、签订天价合同的内幕信息，将此信息提供给原同事陈玉兴，陈玉兴预感到杭萧钢构股票将大涨，便找到股民王向东，指使王分多次购入600多万股。监管部门将对杭萧钢构股价异动展开调查时，罗又违规将此信息透露给陈，陈、王闻风将股票全部抛售，获利4000余万元。
“在这里，内幕交易由罗、陈、王，组成一个信息传递链，完成了内幕交易。同年发生的董正青案，则是董正青将内幕信息透露给其弟弟，从事内幕交易。”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顾肖荣研究员对记者分析说，“董正青并不承认自己从事内幕交易，但通过其弟"准确地"买卖相关股票，可以判断出其中发生了内幕交易。”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曾经某公司董事长在头一天下午公司开会时确定了一个重大事项，第二天早晨一开盘，该董事长的妻子就以大量资金买入这只股票。之后，上市公司就该重大信息进行公告，股价涨上去后，他妻子将股票卖掉。“像这样，通过自己的亲人从事内幕交易的，比直接进行内幕交易的要难查。”
据这位人士分析，“现在的泄露对象越来越不易发现了。比如，当事人一旦将信息泄露给同学、朋友，由他们代为交易从中提取分成，行为会更加隐蔽，认定也会更加困难”。
某证券公司人士对记者说，“有时证券公司研究员在公司未发布年报、季报之时进行调研，回来之后就早早布好局，等到年报公开之后，股票早涨过了。这是不是内幕交易？不知情的散户实际上都给人家抬了轿子。”
监管需建立发现机制 据业内人士分析，监管部门进行非正式调查的依据，主要有举报人举报、媒体质疑、日常监管等方式。在所有的依据当中只有“日常监管”最为重要。
“这就需要建立发现机制，监管部门应从被动监管转变为主动监管”，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张远忠博士向记者分析说，“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完整的制度设计，使内幕交易行为能够及时被发现，及时被调查，继而及时受到司法机关制裁。监管部门要自己"主动发现"，不能依靠媒体来提供线索。这就如同我们抓贪官，不能依赖小偷，治理公款旅游，不能靠网友在地铁捡账单一样。”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很多非法理财网站都宣称自己是依靠内幕信息，能保证股民收益翻一番。这样的宣传，为什么有很多人相信？原因就是，市场上靠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大有人在，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些人"有本事"。这其中反映的问题值得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张开平向记者介绍，我国的实名制、集中交易、无纸化等，在技术设计上是很先进的，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公司，通过自己的系统，可以比较容易发现有没有内幕交易，谁涉嫌内幕交易。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努力，使系统中暴露的问题及时传达至有关部门。
民事赔偿诉讼需完善 “民事赔偿诉讼，在对证券违法行为惩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证券律师向记者说，“行政处罚，罚得太低；刑事处罚，来得太慢；但民事赔偿，却有可能使其赔得倾家荡产，最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陈洁说，在美国有行政和解、集团诉讼、执法力度等多种因素，使得美国在惩治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中更有效力。
“相比较而言，我国急需要在民事赔偿诉讼方面有所作为”。张远忠分析称，“在内幕交易案件的受理上、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损失的计算上，以及证据规则的安排方面，有关机构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在最高法院的民事案由中有内幕交易这一项，但实践中这方面的官司却鲜有，实际上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他认为，要不要建立专门的证券法庭，是不是应该由省会城市以上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某些法院如何能够不莫名其妙地“不受理、不裁决”，等等许多问题，都需要有关机构及时研究，尽快拿出一个方案，使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之道畅通。这样才会更有效地达到惩治内幕交易目的。
本报北京5月1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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