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性感冒：小病大祸
1918年10月1日，南非老矿工威廉·希尔正坐在机器房里手握着操纵杆，控制着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一座大金矿的钢铁吊罐车从竖井深处升向地面，吊罐里满满地站着40名刚下班的非洲矿工。
突然，希尔全身冒汗，肌肉变得虚弱无力，眼前似有金花飞蹿，他试图握紧操纵杆，使吊罐停下来，可是他的臂膀和双手就像瘫痪了一样动弹不得。吊罐带着隆隆的声音蹿出了井口，飞向空中，撞在支架的顶部后向下跌落30米，砸在一间木工房上，摔毁的吊罐车中留下了24具矿工的尸体。
在事后的调查中，希尔被宣布无罪。投票表决时，多数人认为悲剧的真正原因是一种传染病——西班牙流感。这种疾病能使人急速病倒，简直就像被子弹打中一样快。
从1918年到1919年，新型的流行性感冒几乎传遍了全球，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受到了它的袭击，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死在炮火之下的人数还要多。一位兼做医生的历史学家把这种流感称为“人类所经历过的规模最大的传染病”。
1918年2月，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病倒在床上，他们发起高烧，并感到四肢疼痛。从9月起，这种流感又掀起了第二次传染高潮，这次流感的病原体可能是来自俄罗斯或非洲的新型病毒，这种致命的病毒很快就扩散到全世界，比过去所有疫病的传播速度都要快得多。第二次流感浪潮于1918年底平息下去，但是1919年初又开始了第三次浪潮，接着又是第四次。虽然它们并不比第二次传染浪潮厉害多少，可是仍然把成千上万的人送入了坟墓。
由于流感传染的速度非常快，人们简直无法确定其发源地是何处，许多国家因此受到了指责。在西欧，人们主要把西班牙人当成替罪羊；俄国人则把责任归咎到中亚细亚土耳其的游牧民族身上；德国人却认为是在驻法国的英军中服役的中国人引起了传染；一个美国军官又断定是德国的潜艇把流感作为秘密武器带到了北美大陆。其实，所有的国家对于1918年深秋遍及全世界的流感浪潮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在许多情况下它都会突然猛烈地暴发。在美国的一个装运基地上，大量的士兵纷纷病倒；在里约热内卢，一个等候电车的男士正在向别人打听终点站在何处，却突然倒地身亡；南非开普敦的一个电车售票员说，在短短的3公里的路段上，乘客当中竟有6个人猝死在电车上。
肺炎是流感引起的复杂病症之一，每五个流感患者当中就可能有一个人突然转化为肺炎。一位纽约的医生对他的住院病人做了如下描述：“他们肌肤的颜色变得青紫，而且有吐血的现象。”由于缺氧，许多病人的呼吸频率比正常时加快了一倍，脉搏的速度也快得像婴儿的脉搏一样。患者的背部、胸部和四肢出现暗红色的脓疹是病势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只要病人的唇部和脸面变成了青紫色，就标志着他将在两天之内死亡。
一般的流感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危险，而西班牙流感却似乎格外“青睐”青壮年人，士兵们更是首当其冲。在春季发生的首次流感浪潮中，意大利士兵最早出现了窒息死亡现象，他们的肺部因充满了黏液、淤血和泡沫而停止了工作。到10月8日为止，流感已经使法国阿尔良地区战壕里的16000名美国士兵丧失了战斗力，在美国本土还有五分之一待命启程的士兵尚未登船已被肺炎夺去了生命。
流感给世界各地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强烈。第三次流感浪潮结束后，据估计全世界共有2150万人被这种疾病夺去了生命，其中亚洲人占了三分之二，余下的分布在欧洲、北美和非洲。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人类还不能完全有效控制的世界性传染病，与疟疾、结核病并列为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三种传染病。世界性流感首次大流行是在1889年-1890年，最先发现于俄国中亚的布哈拉(今乌兹别克)，先传到彼得堡，再传到西欧，一年内席卷全球。德国某些城市发病率达40%-50%。
1957年甲2型流感大流行。当年2月流行于中国贵州西部，3月传播全国，4月从香港出境扩散于世界，共死亡几十万人。流行地区发病率约50%，病死率0.01%。
1968年甲3型流感大流行。国外认为7月发源于香港，7月-8月流行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其后播散于世界。发病率30%，病死率与1957年相近，仅法国就死了4万人。医疗条件最好的美国，1934年-1966年32年间流感死亡数亦达51.2万人，平均每年1.6万人。
流感病毒有20多种，分甲、乙、丙三型。甲型常引起世界性大流行；乙型可引起中等流行，多表现为兵营、学校等的“单位内暴发”；丙型多为散发病例，婴幼儿最易感染。目前虽有治疗药物和疫苗，主要是针对丙型感冒，只能降低发病率，而不能控制流行。流行区大部分人都会病倒，以致经济生活瘫痪；严重者并发肺炎，或促使呼吸道、心血管病患者病情恶化，罹致死亡。流感中度流行的年度，世界每年约损失10多亿个工作日，死亡60万人以上。由于人们常将流感与感冒混同，视流感为“小病”，更应引起全人类的重视。
病毒和人：谁更聪明？
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探索，许多曾经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传染病，现在已经完全被人类征服。但是灭而不绝的病原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寻找出路，人类自身的问题让濒临灭绝甚至是似乎销声匿迹的古典传染病，又绝处逢生。滥用抗生素、疗程不完整、医疗体制不完善、卫生教育不完备等，都有助于各种抗药性病原的基因重组，进而产生具有多重抗药性的病原，并形成新的病种。“病菌比人聪明”这个看上去不合逻辑的逻辑，每一天都在给我们带来严酷的考验。
人类是在细菌的影响下生活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常识，然而，真正揭开这个谜团才一百余年。标志着人类对真正病因和有效防治的研究走上轨道的，应该说是1865年巴斯德认识到他称之为“病毒”的微生物是传染病的病因。另一位德国细菌学家保罗·埃尔利希，杜撰了“魔术弹”这一短语用于描述他自己的伟大目标——发明特定药物来杀死引起特定疾病的细菌但不杀死患者。1910年埃尔利希发明了非那明，这是最初治疗梅毒的特效药，但副作用也十分可怕。
而后，1932年另一位德国化学家吉哈德·多玛克，发明了基于硫元素的化合物，它能杀灭引起血中毒的致命链球菌。在之后十年中，医生们能够从一大批新“磺胺”制剂中进行选择，足以对付很大范围的感染，从产褥热、肺炎直到淋病、脑膜炎。一次令人惊奇的偶然，盘尼西林出现了。1920年代，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葡萄球菌被培养皿上的一块霉菌所摧毁——这次偶然事件导致了20年后有奇迹般功效的抗生素类药物的发展以及医疗业的一场革命。
瘟疫背后的手
“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说的一句有些让人诧异的话，而瘟疫背后的几乎所有真相都让人吃惊。人类可以从容地对付咆哮怒吼的雄狮和虎豹，却奈何不了无声无息的蚊子和跳蚤。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大部分传染病，甚至所有独特的文明传染病，都是由动物传给人类的。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及犬热病有关；天花已经确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动物传染病密切相关；至于流行性感冒，则是因为人猪共通。
按照正统教科书的记载，目前人类和家居动物的共通疾病数目如下：家禽：26种，鼠：32种，马：35种，猪：42种，羊：46种，牛：50种，狗：65种。在这个名单中，这些共通疾病的数目有许多重叠，因为除了感染人类之外，同种传染病常常也会感染好几种动物。它也明白显示出，人与动物的亲密程度愈高，共通疾病就愈多。
瘟疫无国界，许多流行病都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横扫全球，而每一个地方也许都有专属的“地方病”。大部分的瘟疫都和气候的变化有关，许多古典的热带流行病正在沿着纬度向两极推进。受到人类污染的海洋生物，除了大量的死亡和自杀之外，它们已经成为最可怕的病毒原带者，1991年利马霍乱就是海藻对人类的报复。
我们生活着的城市是病菌的天堂，可是表面的干净却掩盖了这一事实。与古代和近代不同，现代化的城市更禁不起瘟疫的袭击，这主要是我们的“都市生态”决定的。
创造局部的抗传染病的环境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虽然我们一再强调，现代化的交通，比如十几个小时就可以绕地球转一圈的飞机以及速度日益加快的火车和汽车等等，会加快许多流行病的传播速度，扩大其传播范围。但是我们也强调，在现代，扫荡式的流行病比以前相比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即使在两个地区出现某种传染病，与这两个地区相邻的地区仍有可能幸免，这就是局部屏障的防护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小巧”的道理，即使在一个传染病正在流行的城市，也会有一些安全的家庭和个人，他们的营养状况、卫生状况、心理状况都有可能成为他们躲过传染的好帮手。
城市：病菌的天堂
也许比疾病影响历史更为微妙的是，人的行为能将瘟疫扩大到非常的规模，为“慢性”病的扩散打下基础，这些疾病不是突然出现或隐退，而是需要很多年才出现症候。对这些灾难“贡献”最大的当数城市。
在历史上，中心大都市一直被当作人类最杰出智慧的磁铁，城市的增长历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标志之一。都市吸引了无数的人，却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敌人——细菌的聚集地。
细菌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繁茂滋生，因为那里的人们经常保持身体的接触，吸入别人呼出、咳嗽或打喷嚏的废气，垃圾多得难以处理，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接触那么多人。于是，已经在水中、废物、房屋、家具和食物中滋生的细菌，便会像一场烈火在烘干的大草原上迅速蔓延开来。
西方城市今天整体上已经非常卫生了，但仍是致命的微生物的滋生之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变得更为严重。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指出：“两个世纪以前，世界上98%的人是农夫和村民。很快有一半的人成了城市人，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样城市的水、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的使用是超载的。”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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