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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腮胡、长发、黑框眼镜，语速很慢，浓浓的“台湾腔”。5月8日晚，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现身北京大学英杰文化交流中心，当晚是他的一场名为“创意·戏剧·人生”的主题演讲。
赖声川，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戏剧博士，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被《亚洲周刊》誉为“亚洲剧场导演之翘楚”。
演讲开始，赖声川为大家展示了一幅照片——台北“国家”大剧院里，座无虚席，观众们每人戴着一副口罩，神情专注地盯着前方舞台。这是2003年5月，在SARS肆虐的恐惧气氛中，观众“冒险”来看赖声川执导的《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时的情景。
“在那样一个夜晚，我们在剧场中一起度过。”回忆当年，赖声川满是感慨。
面对近年来的众多头衔和荣誉，媒体的各种解构，赖声川并不讳言，自己一直以来都面临挑战——“并非在现有形式中进行革命、颠覆，而是在真空中制造之前不存在的形式。”他说，“我在不断创造文法。”
1983年9月，赖声川从美国伯克莱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来到台北艺术大学任教。“当时的台湾还是一片文化荒漠，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话剧。”赖声川很矛盾，是带领学生学习整套的欧美理论，还是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经过痛苦挣扎，“戏剧不是莎士比亚也不是汤显祖，我们无法照搬。”带着15名学生，他开始戏剧探索之路。
第一节课，他给学生布置作业，让他们随意创作一段戏剧，展现生活中的难忘场景。“当他们把创作的戏剧表演给我看时，我受到很大震撼。”赖声川回忆道，“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下午，他们有的表演了父母离异时的场景，有的表演了做家教时难忘的小事。”正是利用这些素材，赖声川开始尝试集体即兴创作法，并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1984年，赖声川成立“表演工作坊”，迄今先后创作了近40部作品，包括：“融合相声和舞台剧形式”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没有故事，只有大量肢体动作和独白片段”的《变奏巴哈》；“观众坐在剧场中间，演员围绕观众在剧场的四周来表演，长达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等。其中，创作于1986年的《暗恋桃花源》讲述了“暗恋”和“桃花源”两个剧团在一个剧场里因误会而相遇的奇妙故事。20多年来，该剧历经多次搬演，并拍成电影，成为全球经典华语舞台剧作品之一。
赖声川坦言，他并没有刻意去追求风格的多变，自己的作品只是反映了急剧变化的社会，而戏剧远没有生活本身荒谬。“在社会快速发展中，我们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得到的我们都看到了，失去的传统、文化，我们却不容易看到。”他说，“有时候，对于这种失去，提醒我们的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科学家，而是话剧。”
当年从美国初回台湾，赖声川发现，台北街头消失的不只是令他魂萦梦牵的牛肉面小店，还有很多传统和文化。“我到音像店去买相声专辑，店员竟然不知道什么是相声！”备受刺激的赖声川因此在1984年创作了《那一夜，我们一起说相声》，“用相声来写相声的祭文”，引导人们反思正在失去的传统和文化。当时，台湾人口只有2000万，而该剧的磁带就卖出了100万盒。
“犹如多年前的台湾，如今的大陆，也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各种优秀的文化在这里汇集，加之深厚的文化底蕴，大陆话剧有了很大进步。”赖声川说。
从1998年上演话剧《红色的天空》，到2008、2009年推出最新舞台剧《陪我看电视》，赖声川涉足大陆话剧市场已经11年。其间，他既经历了北京“北剧场”的黯然收场，也经历了《暗恋桃花源》的火爆异常。对于大陆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他有切身感受。
“在看到大陆话剧进步的同时，我也非常担心过度的商业化会影响大陆话剧的发展。比如，大陆的场地费是全世界最贵的，这不仅把很多观众挡在剧场之外，也使得一些小成本话剧的生存十分困难。”赖声川说，“我十分羡慕人艺演《茶馆》的时代。据说，票价只有几块钱！”
避免话剧受到过度市场化的冲击，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直是赖声川努力的方向，“对于一部戏，最重要的就是好看，吸引观众。但我不希望我的话剧像麦当劳汉堡那样，谁都愿意看看，但谁都觉得一般般、无所谓。”
5月25日至27日，赖声川将携《暗恋桃花源》继2008年6月后第二次走进北大校园，这也是他对自己低价位演出理念的身体力行。“我拍戏不是给有钱人看的。我希望话剧票价应该保证让更多人有可能走进剧院。对我来说，能够维持成本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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