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商报建国60周年民间纪事 新中国法官

　　刘玉堂是新中国第一批法官，每年国庆节他都会在家里挂国旗

　　他审判了杀害刘胡兰的凶手

　　商报记者 宋晓珊 李肖肖/文 杨东华/图

　　十几年来，每到国庆节，郑州市省高院家属院的一户人家窗口就会按时挂上一面国旗，风雨无阻。

挂国旗的人是98岁的刘玉堂——曾是国家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曾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参与审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大案要案。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法官，贫农出身的刘玉堂说，法制能走到今天，几代人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他能回报国家的，就是忠诚于法律。

　　一个穷小子

　　从戏曲中感受文化的力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陕西华县。

　　刘玉堂家有八九亩薄田，父亲还在附近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退可耕田务农，进可学手艺挣钱，在军阀混战时期这几乎是一个农民经营生活的全部“智慧”了。

　　日子过得不算“揭不开锅”，却也没有“奢侈”到可以送刘玉堂去上学，他只能从戏曲中感受文化的力量，平生他最钦佩那些满肚子墨水的“举人”、“探花”、“状元”。学习理发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一切似乎都已经显示，刘玉堂必会如同父辈般成为县城“小有名气”的理发匠。

　　然而，生活总是充满了偶然。一天，当地军阀突然闯入理发店带走刘玉堂的二叔，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在监狱里二叔被打得遍体鳞伤，全家上下使钱，最后才把二叔赎回来，没几天人就不行了，理发店也被迫关门。父亲设计的完美生活第一次偏离了“轨道”，刘玉堂心里恨透了那些军阀。

　　多年以后，刘玉堂才明白，二叔的死不是意外。在一个混乱的大时代，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甚至不堪一击，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

　　在那个不公的世道里，要想改变被欺负的命运，就只能靠自己。

　　他开始寻找参加革命的机会。

　　一个游击队员

　　他得到了“人民功臣”勋章

　　1931年秋，20岁的刘玉堂到咸阳中学上学了。

　　作为一名工读生，每天早上刘玉堂会提前起床，中午也不休息，甚至课间10分钟，他都要拿出剃刀，用这些挤出来的时间给老师和同学理发，这可以帮他赢得每月两元的零花钱和学校提供的免费食宿。

　　学习经历对刘玉堂是新奇的，也是弥足珍贵的。然而他却特别害怕晚上上课，因为要学数学，他觉得那些干巴巴的数字难以理解，远不如早上朗诵的英文和白天学习的文史有趣。

　　认字以后，刘玉堂觉得自己打开了通往“状元”之路的大门，他第一次看到了视野以外的世界。他疯狂地喜欢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书中豪放的英雄，那些经典的文字，让刘玉堂觉得人活着总要有点目的。

　　1935年，经过同学介绍刘玉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与同学一起组织了针对陕西韩城县保安团的游击战，最终联系上当时由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担任过民运科长、营指导员、负责粮食供应的师财经队长，在南征北战中成就了自己。解放战争结束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为他颁发了“人民功臣”勋章。

　　1950年3月，刘玉堂从部队转业到最高人民法院当审判员。这是一个不错的工作，待遇相当于正、副专员，他却觉得为难，审判员要做什么，一片空白。

　　当时的法律，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延安时候制定的，一部分是新制定的。他们所能依据的，就是这些尚不成体系的法律条文。

　　一个审判员 他审判了杀害刘胡兰的伪军

　　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知识和经验，刘玉堂从民事案件办起，房屋纠纷、债务纠纷、土地纠纷。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白敬宇眼药行”一案。

　　被告人白敬宇开了家眼药行，产生纠纷的原因是药店店面所属权。原房东杨姓女子称，白敬宇眼药行租借的是自家的两间门面房，而杨家男人死后，白敬宇就拒交房租，有邻居作证；药行老板白敬宇却称，杨姓房东在世时已将房子卖给自己，有契约。

　　矛盾出来了，一方有人证，一方有物证，然而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证人杨先生已经死亡，一切看起来死无对证，无从调查。

　　根据走访邻居，查看契约笔迹后，刘玉堂最终认定，将房产判给原房东杨姓女子。

　　几件案子审下来，他发现，只要有公心，依据人证物证，在当时情况下，即便法律尚不完善，依然是可以公平审判的。

　　1958年，刘玉堂开始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大部分是死刑复核案。其中包括决定依法判处杀害革命烈士李大钊的两个凶手死刑。随后，又审判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凶手，将曾经的伪军连长张得胜、候雨寅判处死刑，在烈士老家山西两万余人的大会上将两人执行枪决。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审判员，他们渐渐有了自己的办案经验，能独当一面了。随后，他到河南省监察委，任农业厅监察组长。

　　一个法院副院长 重拾法律，纠正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玉堂被下放劳动。每天接受无休止的批判，在田间地头干农活。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个基层法院，工作全部瘫痪了。

　　重新拾起法律已是10年后。1978年4月，刘玉堂被任命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主管刑事案件和人事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

　　那是一项浩大的工作。他组织成立了专案组，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的刑事案件复查。统计结果是：当时全省判决的“反革命案件”95%是冤假错案，就连一般的刑事案件，也有5%左右出错的。

　　他发现，没有了法律，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给博爱县被误判死刑的3名农民平反时，所有人只重复一句话：“法院真好，有错必纠，要是在旧社会，几辈子也翻不了身。”

　　他终于知道，在老百姓眼里，法律多么重要，说白了就是“人命关天”。他把这些错案逐一平反，再给受害人妥善补贴。他说，法律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象征，是永远需要公正的，谁在这个位置上，谁就要遵守这一点。

　　1980年，他当选为省法学理事会理事，学习研究新宪法和有关法律。

　　那时候，宪法已重新修订，很多法律也已经补充规范，有了相对完善的体系了。

　　这一切，让他心安了。他觉得，法治时代终于来了。再也不是那种混乱的年月，一个死刑说判就判了。

　　一个退休老人

　　每年国庆节在家挂国旗

　　刘玉堂今年已经98岁了，精神很好，就是有些耳背，别人说话实在听不清时，他会礼貌地拿出纸笔，让对方把想说的话写下来。空闲时，喜欢看书、看报、练书法、记日记，他的几十本日记，都保存在陕西老家的档案馆。

　　在他住的社区，只要到每年国庆节，大家都能看到他家的国旗按时挂起来。国庆节，刘玉堂总会准确记住这个日子，他可以记不清其他日子，但国庆节是绝对不会忘的。

　　刘玉堂老了，很多事想不起来了，却能记住自己担任审判员时参与审理的400多起案件。他写了一本书，记录着他是如何由一个穷小子一步步走到今天，“我的一切都是国家和人民给的”。他想用这样的行为表达对国家的崇敬。

　　如今，他依然会读一些法律方面的书，依然会和以前的老同事聊天，听听如今法院的新东西。他说，从他们那一代起，一直到现在，法制就是这样一步步完善的。中间经过了太多人的努力，不容易。

　　他这一生，最高兴的就是没办过错案。他忠诚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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