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法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如何施展作为,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今天提出,政府法制应重点研究如何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政策措施转化为法律制度、如何创新体制机制服务企业发展、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因国际金融危机在我国引发的经济纠纷三大问题。
曹康泰在今天召开的“政府法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作用研讨会”上作了上述表述。他同时强调,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鼓励各地方各部门在法律框架内根据本地区、本行业受影响的程度,灵活采取应对措施,但决不能以应对危机为借口擅自突破法律规定。
由国务院法制办、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这次研讨会,目的在于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相关立改废酝酿全面提速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政策措施。
其中,一些具有重大、长远作用的措施,已经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修改法律的议案、修改行政法规或制定规章的形式,转化为法律制度。比如,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保险法,以限制关联交易,防范金融系统连带风险;
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颁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等。
曹康泰说,要进一步研究还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可以转化为法律制度或者补充完善到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同时,在扩大内需、促进企业发展、加强政府监管等方面,还需要立改废哪些法律、法规、规章。
针对金融危机引发的问题与矛盾,曹康泰提出,要研究如何加强重大投资项目审批和监管的法制建设,提高国家资金投入的有效性;如何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高防范金融风险水平;如何从法律制度上扶持和保护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消除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等体制性障碍;如何以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完善促进就业、财税、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七项行政改革直面危机压力 鉴于一些束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消弱创造活力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尚存,曹康泰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提出挑战,但也是难得的机遇。政府法制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制度、体制、机制创新,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通过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
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减少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事项,特别是要重点研究哪些投资审批和项目核准可以精简,如何简化行政许可和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落实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
进一步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政府性基金,加强规范管理,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进一步改革税收制度,创新价格管理机制,促进企业发展;
有效控制行政检查,切实减少达标评比活动;
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创新管理方式,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在规范行政执法中体现宽严相济的原则,促进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柔性执法。
首次公开披露危机纠纷类型 因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一些地方已引发不少经济纠纷。这些纠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数量增幅较快,涉及企业多、人数多,货款额和欠薪额也比较大,有的纠纷还呈现突发性、群体性、极端性的特点。
据国务院法制办初步了解,这些纠纷主要表现为:
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融资借贷、消费借贷、投资理财、房地产、拖欠货款、水电费等合同纠纷;
因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倒闭以及企业主逃匿造成的劳资纠纷、资产清算纠纷;
企业克扣拖欠工资、降低劳动待遇、拖欠社会保险费等劳动合同纠纷;
企业假借破产名义逃废、悬空银行债务产生的纠纷;
在华投资的外国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在母公司出现亏损后撤资或者抛售在华资产引发的纠纷;
因农民工大批返乡而产生的土地承包纠纷;
因贸易保护主义加剧,部分国家或地区企业信用危机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纠纷等等。
曹康泰指出,要研究哪些纠纷可以通过现有法律途径解决,哪些问题需要创新机制和制度来解决。比如,一些私营企业主逃匿,丢下成百上千工人,当地政府如何及时安抚职工、维护社会稳定,如何协调组织解决这类纠纷更有效,需要从法律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
决不能借口应对危机擅自突破法律 “运用法律手段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鼓励各地方各部门在法律框架内根据本地区本行业受影响的程度,灵活采取应对措施,但决不能以牺牲法律为代价,或者以应对危机为借口擅自突破法律规定。”曹康泰强调。
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发现现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确实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也应当通过法定程序,及时向有关机关提出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以提高应对措施的合法性。
他还强调,决不能单纯为解决眼前经济困难而牺牲资源环境等长远利益,重走过去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老路。“要切实加强监管,严把资金投向关、程序控制关、责任落实关,防止盲目投资,出现新的问题。”
他警示,要防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形成新的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人为阻碍各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削弱我国抵御金融危机冲击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整体效果,影响中央决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本报扬州5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