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并非真问题 权利保障才是问题要害

　　《瞭望》文章：判断“三农”真问题

　　农村土地问题的真问题，不是能不能流转，而是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稳定粮价也不是回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放开粮价以来，粮价并不由政府来制定，政府只是制定最低保护价，否则就是回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

”对于在国际粮价起伏跌宕形势下国内出现政府应高价收低价卖的呼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近日举行的“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研讨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这样回应。

　　针对一些媒体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的“新土改”的说法，陈锡文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这是炒作概念，农村土地流转“不能脱离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核心，即两种所有制的公有制和土地用途分类管理”。

　　对当前的“三农”问题，陈锡文认为，发生变化之快，超出想象，需要倡导一种真正深入乡村调查研究的作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也向《瞭望》新闻周刊强调，“三农”问题真解决要找准真问题，而发现真问题比怎么解决更重要。

　　流转并非真问题

　　“农村土地问题，真问题并不是能不能流转的问题。”韩俊以覆盖全国57个县市、2749个村庄、历时6个月的国研中心最新调查结果为例介绍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比例为20%以上，其中东部为27%，中部为11%，西部为15%。“这种自愿的土地流转比例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如果一味扩大流转比例，不排除会出现一些政府行为损害群众利益。

　　经过对2749个村庄的调查，约40%的村民上访反映的是土地征用问题，“土地权利的进一步保障才是当前农村土地问题的真问题。”与土地转用后巨大的长期的增值收益相比，失地农民所得到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比重很低。

　　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就曾经提出，因无力耕种等原因，土地可以流转，而且，关于土地流转的5种方式在《土地承包法》里也有明确的说明，农业部也出台了农村土地流转条例，“有人认为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土地才允许流转的，是不了解历史的说法。”陈锡文指出，“‘新土改’的说法，只是炒作概念，农村土地流转，不能脱离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核心，即两种所有制的公有制和土地用途分类管理。”

　　关于农林地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抵押、可不可以买卖的问题，很多专家鼓励这样做，但陈锡文认为，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抵押应该慎行，“更主要的是发展小额贷款。”

　　在中国，2007年开始发展小额贷款，不用抵押，实质是信用贷款，最高额度是30万元。

　　“现在搞抵押贷款，辽宁省法库县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900多亩地抵押贷了30万元的款，一亩地价值大约300元，这对农民有失公平。”而且，陈锡文指出，从日本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对于农民的贷款，通常不以土地作为抵押物，农地不是工业用地，商业银行不愿接受农地抵押，小块的土地对于银行来说，不便于处置。农地经营权抵押，风险全给农民，银行等贷款机构则获利。

　　对于农村的信用贷款，韩俊指出，政府有大约1800亿元的票据支持，因此，相关的银行机构应该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现在来看，“农村金融已经成为整个农村发展的软肋，抵押贷款容易将经济问题变成社会问题。”他建议扶持草根金融，加强农村信用担保，支持政策性金融。

　　农民原来贷不到款，“现在你去问抵押贷款好不好，农民很高兴，但更应该发展的是小额贷款，目前来看发展不大。”所以，陈锡文指出，“不是新的就是好，胆大就是好，一定要从改革的大方向去考虑这个问题。”

　　稳定粮价不是回到计划时代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放开粮价以来，粮价并不由政府来制定，政府只是制定最低保护价。”对于在国际粮价起伏跌宕形势下国内出现政府应高价收、低价卖的呼声，陈锡文指出，“否则就是回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

　　对国际粮价的波动，韩俊认为，应有危机意识，中国把粮价稳住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国家也在扩大一些收储规模，但粮食之外的大豆、棉花等农作物很难像粮食一样实行保护价，例如，从美国进口一吨大豆到中国约2900元，而国产大豆的价格已经达到3600元，实施保护价成本太高。而且，全世界没有一国可以把农产品的价格挺起来，当前应该伺机出台政策，防止价格下滑过快。”

　　种粮补贴怎么补，议论很多，目前国家政策对种粮直补，主要包括粮食、种子、农机具、农业生产资料等，按16亿亩粮食播种面积进行补贴。对于一些媒体质疑的“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一些种田的农户没有补贴，不种地的反而有补贴”的问题，陈锡文表示，“政策可以规定谁种粮就补给谁，但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是市场的平等的谈判，所以，完全不用采取行政的办法，应该交给农民，让他们自己通过市场来解决。”

　　三农研究不能搞“空中飞人”

　　此次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推出了最新的实地调研成果——《调查中国农村》。对此，陈锡文指出，目前的三农问题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更重要的是倡导了一种真正进入乡村的作风，尤其是从事政策理论研究的学者、官员。”

　　“不到农村，不进村入户，不跟农民面谈，决不敢轻易发言，不去印证就胆虚。”陈锡文结合经验，间接批评了当前三农问题研究中的学风问题，“现在，有的研究者成为‘空中飞人’，从这个会赶到那个会，一周开两三个会，把这个会上的信息拿到下一个会上去讲，下一个的又带到再下一个。”

　　“或者只注重报表、统计资料，现在研究手段也先进，洋洋大观，一台机器，几个U盘就解决了；或者是一个有声望的教授，再加上几个助手。”陈锡文认为，脱离改革发展方向实际的做法，在研究界应引起重视。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曾经在中国经济学界风光一时的经济学者并没有能在预防或者应对经济危机中提出真格的建议，“脱离实际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在比较浮躁的作风下，一些专家在不懂的领域也敢去发言，仿佛一个领域有成就就无所不能。”

　　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2亿多人离开乡村，形成了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作物间种化等现象，对农村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不经过实地调查，就不能准确把握三农正在深刻发生着的变化。

　　“不仅要下得去，而且要真下得去。”陈锡文举例道，曾经接到农民关于政府违法占地的上访信，调查组前往调查，结果，当地政府把调查组带到另一个村，所以，当前要想真了解情况也不容易，也许之前已经被做了手脚。

　　“有的时候，到调研的县，县政府的同志会认为你们都来了半个月了，怎么还不走？而且一般不愿你住在县城里，更不用说农户家里了。”韩俊说。

　　通过开展各项农村调查，在过去10年中，韩俊的调查覆盖了全国200多个县市、3300多个村庄、9000多个农户，获得了大量的反映不同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重视。

　　例如，围绕减轻农民负担与农村税费改革开展的对湖北襄阳、河南醴陵、江西泰和三县的调查成果，为中央制定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直接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农村税费改革随之引发了农村综合性的制度创新；围绕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完成的对100多个村庄、100多个村诊所，1000多个农户的调查了解到，农民医疗支出占家庭支出的3－4成，负担使一代人翻不了身，农户往往有病也不看，这一调查成果为国家制定农村卫生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向本刊记者透露，从今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个研究部门，将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设立固定调研联系点，开展长期的跟踪调查，并且，将运用现代技术和方法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提高调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