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荣：不要被“划界案”吓倒
能不能避免在领土归属问题上针锋相对，而是着眼于更大的图景，回到基本原则---如何更好地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 上海报道
王景荣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曾任新加坡驻印度、尼泊尔大使及吴作栋总理新闻秘书等要职。
关于自己职业生涯的这段高峰，王景荣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形容为“劳心劳力、但激动人心”，而他作为东盟秘书长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促成了东盟与中国5年的“蜜月期”，“亲身见证了东盟对待中国心态和关系的重大转变”。
2008年，他卸任东盟秘书长，随后重拾因任职东盟而推迟的学习计划，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修一年，课题是中亚。“这一年间，我走遍了几乎所有的中亚国家---能源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为此就必须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态。”
本刊记者5月12日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2009年“上海论坛”见到王景荣时，他名片上的头衔已经是“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同时兼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所长。
尽管身份有所转变，但是当本刊记者问及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越南、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划界案”事件，及热议中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及未来“亚元”等关于东盟与中国的问题时，王景荣似乎马上就被拉回到了“秘书长时代”。
不要被提案和反提案吓倒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前任东盟秘书长，你如何看待越南、马来西亚的大陆架划界案？如果是你任职期间，会如何处理？
王景荣：现在的形势是，中国宣称这些岛屿历史上就属于中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则声称有些岛屿应该属于他们。
在国际法中，争端是有一个处理过程的。越南和马来西亚现在向联合国相关机构提出了他们的立场。如果他们是用合法、和平的方式提出，而中国政府不同意的话，可以回应：我们注意到了贵方提出的议案，我们也有我们的立场，这是我们的相关文件。
重要的问题是，不要被这些提案和反提案吓倒，它们都是合法解决问题的过程。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给大家赢得了6年宝贵的发展时间，其中东盟和中国达成了自贸区等一系列重要协议。现在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已经稳固得多，双方有大量的贸易、投资和其他往来，这时双方如果剑拔弩张，就会破坏之前多年努力的成果。
我们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并找到办法解决，本着“大家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立场。与此同时，我们其他方面的关系应当继续发展。我相信这一定会是形势发展的方向。
我在担任东盟秘书长期间，曾经向一些东盟国家的官员建言：一旦谈到主权和所有权问题，最后多半很难真正分出谁对谁错，现在，我们能不能避免在领土归属问题上针锋相对，而是着眼于更大的图景，回到基本原则---如何更好地合作？
领土归属问题，即便上了国际法庭，也常常难有最终结果。就像泰国和柬埔寨那场旷日持久的柏威夏寺主权之争，上世纪60年代海牙国际法庭就做出了裁决，说它属于柬埔寨，但泰国一直不愿接受。
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接受一个原则：和平解决问题，这样我们都能为自己赢得宝贵的和平发展的时间。
可以这样说：南海问题的发展，使之再也不能被忽视，但以中国与东盟关系如今的深度和广度，应该能够找到一些不正面冲突的解决办法。
中国领导人“极富政治创意”
《瞭望东方周刊》：说起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如何评价你担任东盟秘书长的5年？
王景荣：在东盟工作的5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激动人心的一段。由于整日与总统、总理、部长们打交道，我得以目睹最高层的决策过程。这里面，包括（东盟）10个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妥协各自的国家立场，最终出台一个共同的地区性政策；也有10位领导人如何与中国、日本、韩国的领导人，困难地找到共同点。
想一想，13个不同的想法，经过协调，会有两三个不同的基本立场，从中又必须找到一个共同立场。因此我亲身经历过各国领导层的妥协过程---如何既坚持国家利益，同时又给达成一致意见留下足够的空间。
作为秘书长，我跟各国领导人一起开会，然后要去向会议室外面的部长和高官们传达里面做出的决定。这个桥梁不好做。有时候，外面的高官根本不相信自己的领导人居然答应妥协。这时候我就要解释，给他们讲整个决定做出的过程。
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把东盟领导层做出的决定传达和解释给社会公众，而后者常常感到不服气、难以接受。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自己在东盟与中国关系方面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王景荣：2003年我接手的时候，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已经非常不错。2000年，时任中国总理朱基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提议对于东盟领导层是出乎意料的，但他们很快决定同意。
接下来的两年有很多讨论，这个过程是困难的，因为要协调10个国家的想法，还要与中国谈判。中国政府方面非常慷慨，也非常有创意。现在，当我回顾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时，我更深地感到，中国政府高层在与东盟接触时，开启了一种极富政治创意的解决办法。
《瞭望东方周刊》：能具体谈一下这个政治创意吗？
王景荣：当朱基总理提出自贸区想法之后，在东盟内部的讨论需要数年时间。中国方面说，可以，但在你们讨论的同时，我们决定开放你们部分的产业进入中国市场。如果你们试过之后觉得不错，就一定会更加确信自贸区的好处。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早期收获计划”。
因此，在2003和2004年，东盟国家的很多农产品就进入了中国市场，比如热带水果，主要的出口国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他们很快发现，哇，这是一大笔收入。从此他们就非常坚定要跟中国签署自贸区协议。
另一个体现中国政府创意的地方是，如何应对开放带来的走私等问题。像越南、老挝、柬埔寨就比较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经验。中国政府这时又推出了“能力建设计划”，甚至派自己的官员去东盟各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在此之前，双方像两个正常国家一样谈判：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你敢过来我就打你。但现在变成了：我们有同样的困扰，为什么不一起解决呢？
因此，在我担任东盟秘书长期间，亲身见证了东盟对待中国心态和关系的一个重大转变：他们感觉到，中国非常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地与东盟交往。我在任的5年，应当说是东盟与中国“蜜月”的5年。我卸任的时候，两边关系中所有我们能做的事---自贸区协议、跨境打击犯罪、食品安全协议、IT合作---或已经做了，或已经开始谈了。现在，只是完成协议的事。我们已经开始考虑下一步了。
从筷子米饭国家到手抓米饭国家
《瞭望东方周刊》：下一步是什么？
王景荣：不光是东盟—中国关系，而且是更大的地区问题，比如怎样使本地区持续和平繁荣，怎样维系地区内国家与其他大国，如美国、俄罗斯、欧盟国家的政治关系的平衡。打个比方，两个家庭已经相互娶媳嫁女，快乐地成为一家人，开始要考虑如何帮助街坊邻居。
你一定知道，东南亚历史上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如此持续的和平与繁荣了。过去，每二三十年就要打一场仗。而现在，从上世纪70年代越战结束以来至今，我们一直享受着和平宁静。但我们不会就此认为万事大吉。
我们会和中国一起考虑，如何使这个状态持续下去，如何与地区外的相关国家---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接触，使未来可以预测并且对大家都有好处。
不少国家都习惯于用“照镜子”的心态来看待东亚，比如希望西方的样子能够在中国映出来。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但这个心态是个事实。在这点上，东南亚与中国可以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正在做的具体的事是什么？
王景荣：现在，我们在考虑，如何与印度接触。
印度是个亚洲国家，但又跟西方很亲近。我们都是用筷子吃米饭的，而印度人是用手吃米饭的，文化差异不言而喻。我们如何与这个庞大的崛起中的国家相处呢？
于是，东盟与中、日、韩一起，发起了“东亚峰会”，以一个地区联合体的方式与印度接触。我们每个国家与印度都有外交关系，但这个形式的接触是为了告诉他们，所有用筷子吃米饭的国家正联合起来与你们进行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接触。如果交流得足够好，我们可以联合起来，跟美欧接触。
但如果只是亚洲的国家在一起，给人感觉像是个东方对西方的联盟。为了消除这种误解，我们又接触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筷子米饭国家，到手抓米饭国家，再到土豆面包国家，希望整个街坊都能皆大欢喜。这将是东盟与中国关系的新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这套理论体系印度能够接受吗？
王景荣：应该说，印度是接受这个观点的，但时有反复。这也是民主国家决策过程中的必然。现在的印度总理非常坚定跟东盟、中国合作，接受东亚峰会框架，但本次大选后新当选的总理可能就不一定。
可以说，印度的民主制度使东盟和中国计划的实行变得复杂，但碰到问题时，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基本原则。
当初在成立东盟的时候，我们制订了四条原则：第一，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相同的国家；第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合作；第三，如果有不同意见，绝对不准互相扔石块，一定会有和平解决的方法；第四，如果两个国家关系很好，一定要把这种积极的氛围扩展到邻居那里。
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够把10个国家聚拢在一起，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矛盾。这也应该是与印度接触的方法。
过去研究日元，现在关注人民币
《瞭望东方周刊》：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士呼吁东亚国家更加紧密合作，“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被重新提出，你怎么看它的可能性？
王景荣：我认为AMF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了。这个想法是20多年前由日本人提出的，但当时条件还不成熟。现在，随着东盟、中、日、韩以及印度联系的加深，AMF可能性无疑更大了。
但AMF会马上成立吗？我的答案是不会。因为它需要注入资本。谁来注入呢？
中国有能力，但中国国内还有很多贫困地区和落后产业，不允许它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投入AMF。日本有能力，但日本是否愿意与中国、东南亚分享自己的经济成果，是个问题，再加上其国内政治不够稳定。如果日本能有一个强有力的首相上台，AMF可能会更加可行。东盟呢，加在一起是一个大市场，但金融方面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还太弱，所以我们不可能成为AMF实质性的股东，倒是有可能成为AMF最大的客户。
另外，如何设计一个机制，让大家都来入股，但又不使任何一方分量过重？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我认为这个机构不可能很快成型。
《望东方周刊》：“亚元”是不是就更加困难了？
王景荣：地区统一货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高度协调，特别是稳定汇率。我们做的第一步，就是1998年东盟10+3财政部长会议上决定的，稳定我们的汇率，并交换汇率方面的信息。这是第一步。
最新的信息是，10多天前在巴厘岛结束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我们决定成立“宏观经济专家库”，跟踪宏观经济和汇率的最新信息，提供智力支持。
我估计，在未来10年内，还不可能出现一个地区货币。但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随着各国货币趋于稳定，它们会越来越多地相互挂钩。这样的勾连越紧密，统一货币的基础就更成熟。也许10年之后，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关于统一货币，我们准备好了吗？
在此过程中，我确信很多国家都会加强对人民币信息的收集和研究。过去我们研究的是日元，现在我们关注人民币---人民币如何与日元和其他世界主要货币挂钩，这将是东盟国家密切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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