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直击：从“SARS”到甲流6年之变

　　火线探访中国疾控中心

　　截至5月20日，中国内地确认五例甲流病例，其中两人已经治愈出院，香港确诊三例，台湾确诊一例。目前看来，似乎甲流很温和，与当年气势汹汹、夺人性命的“SARS”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中国的防控策略是如何制定的？从当年的“SARS”防治中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下一步的防控重点何在？

　　对于当下的甲流防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主任李立明评价说：“工作有条不紊，可见确实从‘SARS’中收获了许多经验教训。”

　　对于下一步的防控工作，专家们无不表示更艰苦，任务更重。有专家称，当前是防止病毒传入，下一步是防止本土人传人，再下一步是防止“局部暴发”，“可能在秋天暴发，因为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患流感的季节。”

　　“总之，要做最坏打算和最好努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如是说。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章文 发自北京

　　“我很担心中国会出现日本那样的情况。”5月18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曾光语气低沉地说。同日早些时候，鉴于日本短短两天内出现了130名甲型H1N1流感（以下简称“甲流”）病毒感染者，而且集中在兵库和大阪地区，属于“局部暴发”，世卫组织建议提升警戒等级至6级，但遭到日本的反对。

　　曾光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是当年抗击“SARS”和今天防治甲流的主要专家之一。他所在的中疾控6年前抗击“SARS”一役以悲壮的胜利收尾，今年因为甲流的暴发，这个机构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中国疾控中心直击

　　5月18日上午11时，烈日当空。当时代周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南纬路29号的中疾控大楼前时，心里充满了好奇，还有一丝忐忑。自4月下旬墨西哥暴发甲流并相继在全球传播以来，中国内地截至5月19日已确诊了4例病人。

　　走进大楼内，记者发现各个办公室里的人都在埋头工作，看不出什么异样，倒是负责外宣的周颖令记者感受到了一丝紧张气氛。身怀六甲的周颖在为记者来回协商采访事宜时，步子迈得很快，不像平日里所见孕妇那般蹒跚而行。

　　周颖办公室所在的二楼走廊里，有两面大橱窗，里面张贴着温家宝和李克强前来视察的照片。其中，李克强4月29日第一次来过，5月17日又随同温家宝前来。在5月17日的这次视察中，温家宝在感谢广大疾控工作者的辛苦工作后，说：“我们当前防控甲型流感的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中央原来确定的高度重视的方针，不可有丝毫的松懈麻痹，掉以轻心。”李克强则告诫说，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们多出一份汗，人民群众就多放一分心，社会就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秩序”。

　　橱窗正对着的大会议室，从4月底就变成了中疾控集中办公的地方，里面分设了综合协调组、技术组、应急组、实验室检验组、科研组、宣传组等10个工作小组，随时根据卫生部的安排，开展相应的工作。

　　据宣传组组长王林介绍，三周来，大家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五一”都没有休假，每天晚上基本要干到11时才回家。

　　记者看到，大会议室的墙壁四周贴满了各种文字和图案资料。有中疾控抗击甲流领导小组和专家名单，有应对甲型流感工作流程表，有内部人员值班表等。

　　小李是综合协调组成员。这位年轻的姑娘大学毕业两年，去年来到中疾控，恰逢汶川大地震，今年则遭遇甲流，两件大事都涉及传染病，都和她的工作有关。“这两年，可真是都赶上了！”她略带顽皮地说。

　　据她介绍，自从4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墨西哥甲流情况以来，她们就异常地忙碌起来。不过，小李对目前的工作感到满意：“这次我们反应挺迅速的，和当年‘SARS’时完全不一样了。”

　　从“SARS”到甲流6年之变

　　“‘SARS’的教训重大啊，我们这次抗击甲流就是从抗击‘SARS’中学习的。”曾光低沉的声音提高了几倍，尽管连日来的四处参加活动、密集地接受采访已使他的身体极度疲惫，但提起6年来的变化，仍很激动。

　　曾光说，6年前“SARS”突然袭来，上上下下都准备不足，大家没有共识，初期不少人心存“重医疗、轻预防”的陈旧观念，在信息披露上也严重滞后，致使损失惨重。

　　今年2月，卫生部原党组书记高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3年抗击“SARS”中存在四个方面的教训。一是判断不准，处置不当；二是信息不准，传递不畅；三是未及时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四是缺乏有效国际合作。

　　在5月18日－22日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62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也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吸取了“SARS”事件的教训，并且拨款50亿元，努力做好防控工作。

　　此时此刻，比较一下6年来的变化，是有必要也是有意义的。

　　当年第一例“SARS”病人出现在广东佛山时（2002年11月），公众毫不知晓。直到2003年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一份传真函称：该院收治两例重症肺部感染病人（已转广州住院治疗）后，7名医护人员感染发病。随后，“SARS”开始在广东省境内蔓延开来。到1月20日－23日，应广东省疾控中心请求，中疾控派专家赴中山市协助处理不明原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暴发疫情，提出控制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要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并上报卫生部。

　　需要注明的是，此时距中疾控正式成立（2002年1月23日）刚一年，这个年轻的机构尚处于人事建构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技术手段上，都准备不足。

　　中疾控前主任、现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李立明回顾那段日子，坦承当时的稚嫩，他说：“我2004年离开后，2005年翻译了《美国CDC（疾控中心）历史》一书，从中可以看到，美国CDC也是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特别是涉及疾病控制这方面，经验都是从和疾病作反复斗争中取得的。”

　　当时，政府在应对“SARS”上，同样严重准备不足。初期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直到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才建立每日疫情发布制度，当日发布的数字触目惊心，“截至4月21日，全国共累积报告病例2001例(医务人员456例)，治愈出院1201例，死亡92例。”两天后，4月23日，国务院才成立防治“SARS”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SARS”的防治工作。之后，抗击“SARS”工作才走上正轨。

　　而这次抗击甲流，反应就迅速得多了。李立明评价说：“感觉他们很从容，工作有条不紊，可见确实从‘SARS’事件中收获了许多经验教训。”

　　据中疾控办公室主任兼抗击甲流综合协调组组长王健介绍，早在4月22日，中疾控工作人员就在美国的一家专业网站上看到加利福尼亚“猪流感”（当时称谓）消息，23日上报给卫生部，24日请了3位院士会同中疾控的专家一起研判局势，大家一致认为此事要小心对待，要做慎重准备。到25日，也就是世卫组织正式通报墨西哥疫情的当天晚上，中疾控主任王宇就紧急召开专家会议，认为要高度重视这起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后立即成立了抗击甲流领导小组。29日开始对省、地市级疾控中心进行培训，30日对十大口岸城市疾控中心进行培训，5月3日又对八大军区疾控中心、五个检疫检验局进行培训。至此，防治甲流的应急状态准备就绪。

　　因此，当5月10日从四川传来第一例疑似病例消息时，中疾控的工作人员并不感到意外。当天晚上，疑似患者咽拭子标本送到中疾控病毒所实验室，经过一夜的试验，到11日早晨，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病例。

　　比6年前的一片指责声，外媒基本肯定这次中国政府抗击甲流行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在确认境内第一起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立即全面展开和实施精心策划的防控计划。而即使是在这起病例被证实之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就已采取了一系列高姿态步骤，表明中国将认真对待，尽一切努力遏制疫情。

　　早在四川疑似病例确诊的12天前，在4月28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卫生部等部门关于一些国家发生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报告，研究部署我国加强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预防控制工作。此次会议上，确定了“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的原则。

　　在5月11日四川患者包雪阳被确诊为我国内地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说，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继续抓紧做好应急响应的各项工作，科学、有效实行卫生防范措施，全力遏制疫情在我国传播，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在短时间内，中国政府迅速建立了多部门参加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出现确诊病例后，全力救治患者，追踪密切接触者，及时通报和发布有关信息；在继续坚持边境口岸的严格检疫的同时，加强了人群流感监测工作并启动了网络直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已挑大梁的倪大新6年前还是一个新手，他参加过北京市疾控中心“SARS”防治工作，对前后的变化深有感触，他说：“当年抗击‘SARS’，也不能说是打了败仗，不过开头的确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他认为，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相关的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例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2003年5月9日的公布实施，对此后的抗击“SARS”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医务工作者都从“SARS”事件中学到了终身难忘的一课，对于今日的防治甲流很有好处，尽管这些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

　　6年前专门收治“SARS”患者的北京地坛医院在今年4月28日正式成为收治甲型H1N1流感病患的定点医院。“实际上4月26日就开始准备了，我们一直注意国际上的疾病传播的趋势和流行态势，一旦有，自己先做起来。”院长毛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这是“SARS”后地坛医院吸取的经验。

　　严阵以待防控更大疫情

　　截至5月20日，中国内地确诊五例甲流病例，其中两人已经治愈出院，香港确诊三例，台湾确诊一例。目前看来，似乎甲流很温和，与当年气势汹汹、夺人性命的“SARS”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部分西方官员指责中国“反应过度”。但在5月13日和中国卫生部长通电话时，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在疫情暴发后，中国防控措施积极有力，并赞赏中国国家领导人为控制疫情所作出的努力。

　　陈冯富珍以及她的同事们，自墨西哥暴发甲流以来，就多次警告说，未来数月，甲流病毒可能会卷土重来，且势头更为猛烈，更为致命，就像1918年曾经发生的大流感那样。

　　中疾控病毒研究所李德新所长向记者介绍说，从1918年以后的几次流感趋势来看，一般有三波，第一波影响范围小一点，第二波影响范围较大，第三波影响又比较小了。

　　在5月18日开幕的第62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陈冯富珍表示，世卫组织眼下还不会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至最高的“6级”，但警告眼下可能正处于“风暴前的平静”。“我们正看到，或者说可能正看到一场全球流感疫情在我们眼皮底下发展起来，”她说，“在疫情仍存在相当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得不作出紧迫且影响深远的决定。”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黄建始教授根据世卫组织每天发布的报告，做了两张趋势图，他认为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我搞了半辈子传染病（研究），还没见过一个病的流行进展有这么迅猛的。”

　　曾光也有隐隐地担心，日本的“局部暴发”很有可能在中国出现，“在我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倪大新进一步解释说，未来不能排除本地病例集中暴发的可能，“我们现在主要是防止传入，但中国这么大，和世界来往这么频繁，很多情况真的很难预料。”

　　王健也坦言下一步的工作更艰苦，任务更重。当前是防止病毒传入，下一步是防止本土人传人，再下一步是防止“局部暴发”，“可能在秋天暴发，因为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患流感的季节”。

　　“总之，要做最坏打算和最好努力。”曾光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