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株洲高架桥坍塌敏感数字变化不定引质疑

��[提要] 5月19日，湖南株洲市政府就塌桥事件举行第3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在念新闻通稿时，称此次事故“共死亡10人”，之后又改口说“共死亡9人”。这种数字变化引发了外界的强烈质疑；而根据相关规定，死亡9人属“三级重大责任事故”，而死亡10人已经可以归入“二级重大责任事故”中。

　　9人还是10人遇难?27车还是24车被压?

　　敏感数字变化不定引质疑

　　虽然昨日的新闻发布会初步通报了一些调查结果，但是事故背后仍有不少疑点未解

　　追问塌桥

　　1.变化不定的死亡数字

　　24辆车、9人遇难。这些数据都曾在媒体上反复变动过。这直接导致了公众及现场调查记者的猜疑。

　　新华社昨日发表署名记者的报道称，有网民对遇难人数提出质疑。遇难人数的变动，起于5月19日株洲市政府第3次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次“意外”。

出席当日发布会的株洲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念新闻通稿时，称此次事故“共死亡10人”。该发言人突然停顿了很久，又改口说“共死亡9人”。发言人补充解释，之所以出现这两种说法，在于统一口径有误。

　　昨日第4次新闻发布会，面对多家媒体记者的质疑，株洲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乔英镭表示，出现“口误”是由于打印文字出现了错误，“我们最初定的是9名遇难者，应该不存在问题。”

　　10人和9人，一人之差，决定了事故性质与等级的认定。

　　此外，记者采访了解到，株洲市内共有5家殡仪馆，其中仅株洲市殡仪馆、南方殡仪馆两家接收了此次事故的遇难者遗体。株洲市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其共收了9名遇难者遗体，大部分都已经火化了，目前尚有两人未火化。南方殡仪馆则接收了两具遗体，为遇难民警陈志明及其女儿。

　　根据《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重大事故分四级，其中二级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介于10至29人之间，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万元至300万元间；而三级重大事故则是3人至9人之间，直接经济损失在3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不同级别的事故认定，决定着最终的行政处分或刑事问责的力度。

　　另一决定事故性质及等级的要素，即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正好对应被损毁的车辆数据。这个看似并不敏感的数据，亦由27辆变更为24辆。

　　新华社5月18日发自湖南株洲的报道称，事故共压砸车辆27辆。负责事故现场救援的湖南省株洲市消防支队有关负责人也曾向记者证实，他们在现场确认的数据是27辆，但5月19日，株洲市政府通报的车辆数为24辆。网友质疑的是:24辆与27辆被损毁汽车分别对应的经济损失，正好介于二级与三级事故认定之间。

　　2.安监缺席下的无资质施工队

　　昨日新闻发布会前夕，记者在株洲市建设局9楼局长室遇见该局局长沈平，其行色匆忙，拒绝对红旗路高架工程作出任何评价和答复。1小时后，株洲市委宣布了对其免除党内外职务的决定。

　　红旗路高架桥的原管理单位莲易高速公路管理处的施工科科长龚勋表示，该桥的拆除耗资应在3000万元。而《红旗路改造工程(爆破拆除部分)招标公告》显示，湖南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以296.9421万元中标，而湖南长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投标报价为189.1228万元，河南现代爆破技术有限公司报价为256万元。相比之下，后两家报价更低，资质更优，其中河南现代为一级资质，但是最后并未中标。

　　株洲市政府4月30日发布的红旗路改造工程(爆破拆除部分)招标公告显示，第一中标候选人为湖南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建造师为唐信来，技术负责人为付新贵，专职安全员为罗辉。根据事故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湖南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育滨的允许下，犯罪嫌疑人程继昂在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下，以挂靠湖南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的方式中得红旗路高架桥爆破拆除工程项目。

　　程继昂的施工队队员说:“这样的工程程继昂是第一次做，就是在湖南，这样的城区高架桥拆除也是第一次。”据了解，程继昂施工队的技术员也是长沙望城人，和其长期合作，没有高架桥拆除施工经验。

　　程继昂承包到拆除工程后，共拉来4个工程组。其中炮机组由长沙人黎树林负责，因工期紧张，原准备上40台炮机。事发前施工的炮机大约10多台。李文负责围挡班，大约有40余人。还有渣土组，负责爆破拆除后的渣土清理、运输，此外，还有一个班专门负责剪钢筋，大约60—80人。工程原计划45天时间完工。

　　不仅仅是施工队没有资质和经验，安监部门的缺位，以及交警对附近道路管制的缺位也成为事故的主要责任方，然而在昨日的处理结果中对此却并未提及。

　　本报特派记者赵佳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