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小劲教授做客新华网，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新华网 李非 摄
新闻背景： 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前往捷克参加了第1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这次会晤本应在去年12月举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推迟到了现在。那么，这次会晤取得了哪些成果，与以往的会晤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后的中欧关系又将如何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小劲教授，22日做客新华网，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精彩摘要： 1、温总理5个小时的停留，其中每一分钟都代表着高密度的含义，既是一种高密度信息的交流，又是一次展现了强烈诚意的行动。
2、新闻公报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在国际事务当中我们更多会采用多边主义，尊重现有联合国框架的基本战略定位。
3、欧盟现在处在比较微妙和相对困难的时期，欧元区的经济衰退可能是几大经济体当中最为严重的。
4、欧洲的环境保护，整个城市生活状况，包括农村的状况，应当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低能耗的生产、清洁能源的生产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所以欧洲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跟从他们的榜样往前走。
这背后有价值观优越感的原因，但又很难找到确实的证据说这种优越感就是存在的，因为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我们都有自己的优越感。必须承认，在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上，欧洲比我们走的更早、更加成熟，也确实有一些经验可以提供。
5、欧洲之所以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是欧洲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作用不够明晰，深层原因是对于担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后，中国的发展影响到欧洲的地位。
欧盟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也存在误区。
对于中国这样大国，国家安全必须依靠自主的军事力量，我们不太在乎从欧洲进口军品。我们希望欧洲解除对华军售，是希望增强彼此的战略互信。
6、中欧关系是事关战略和大局的，不能因为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导致整个关系受损。
7、欧盟层次上的对华政策问题不太多，真正存在问题的是个别国家，他们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但在欧盟的表决机制中却拥有一票否决权。
8、相比美国、日本，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实力和影响力要弱。由于欧盟机制的原因，在维持中欧关系健康发展过程中，应该付出比中国更多的努力。
嘉宾介绍： 1958年出生，1978年至199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2年被聘为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欧洲学会理事、中国欧洲学会北欧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政党和政党制度研究、欧洲政治研究。主要讲授课程：比较政治学研究、科研方法论。主要著作：《比较政治学导论》、《政治学原理》、《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等；已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
5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统克劳斯（后右一）、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后右三）举行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后，出席《中欧清洁能源中心联合声明》《中欧中小企业合作共识文件》《中欧科技伙伴关系计划》的签字仪式。新华社记者武巍摄
主持人：温总理是专程前往欧洲参加会晤，行程20多个小时，但是在欧洲停留的时间只有5个小时，出访时间虽短，陪同的官员却包括外交部长、发改委主任、科技部长和商务部长等，这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 张小劲 ：应该说这次峰会跟以往有重大差别。首先，从形式上看，有几个数字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飞行20个小时，停留5个小时，会谈2个小时，40分钟的记者招待会，温家宝总理一个人谈了30分钟，等于作了一个完整的演讲，在此之前有5分钟和捷克总统的会晤，之后大概有20多分钟的会晤，在欧洲停留5个小时后匆匆离去。
这在中外交往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上次到日本的时候，温家宝总理也采用了非常紧凑的行程，甚至在其中的一个点上没有过夜，只是在旅馆里休息了两个多小时，但是毕竟还在旅馆里停留。我们刚开始在网上看到紧凑的行程安排时感到很惊讶，但又觉得可以理解，毕竟国内事务日程非常紧张，各项事项非常繁忙，这是中欧当初在1月份决定开这次峰会时没有预料到的。其实完全有理由推迟或者派出自己的高级代表，但是温家宝总理还是自己过去了。
其次，这5个小时并不是是匆匆的礼仪性、礼节性的会晤，其实双方政府团队、高级助手在背后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从1月份到现在，中欧之间部长级以上的访问很多，中国派到欧洲去的和欧洲到中国来的部长以上级别的访问各有四五次之多。所以已经完成了高密度、非常紧张的准备。就在这次会谈之前，科技部长万钢单独访问过欧洲，紧接着王岐山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中欧第二次经贸高层对话。
如果能看到当场会谈照片的话，你会看到中欧双方的高级成员之间个人已经非常熟悉。欧盟对外关系委员瓦尔德纳跟我们的这些部长打起交道来非常熟悉。
由于有了精心准备才有5个小时的停留，而这5个小时又具有非常强的务实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并不是简单的5个小时停留，其中每一分钟都代表高密度的含义，既是一种高信息度的交流，又是一次展现了强烈诚意的行动，这也是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的。
5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统克劳斯（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右）举行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后，共同会见记者。新华社记者武巍摄
主持人：此前举行了10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共发表了5次联合声明，三个新闻公报。这次发表的新闻公报，相比较以前，有哪些特点？ 张小劲 ：因为这次时间比较紧凑，这次公报跟以前的文本相比较，篇幅比较短。
从涉及的项目来看，第8次会谈的公报，甚至达到了20多个点，而这次只有8个要点。但是在此前有报道说，欧盟拿出10页纸的会谈纪要，中方拿出8页纸的会议机要，双方经过讨论，最后形成8个要点。从最后文本看，内容非常凝练，非常重要，包含了很多信息。
以往篇幅更长的公报一般包括很多技术性的内容，这次几乎全是原则性的，除了开头一条是一种客观的事态表述，最后一条鸣谢东道主，当中几条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谈到了中欧之间的事务，谈到了中欧发展的未来。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讲既是务实的，又是非常原则化的。我们讲它务实，这次峰会当中还签署了3个文件。说它原则就体现在公报上，公报当中表达的东西，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后来温家宝总理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反对一两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主宰全球事务，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主张有效多边主义或者尊重联合国这样一个基本理念，这个在公报当中体现出来了。其实它奠定了中欧战略伙伴的一个扎实基础，向整个世界所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在国际事务当中我们更多会采用多边主义，尊重现有联合国框架的基本战略定位。这是中欧站在一起向世界说明的一个重要事态，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所谓的G2。
其次还有中欧之间，主要是讲我们应该特别当心，在进入第二个十年这样一个发展期当中，其实我们应该更好的、用更高的战略角度审视处理中欧关系。
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统克劳斯、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这是温家宝与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统克劳斯（左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右一）、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兼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左一）在会晤前合影。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主持人：媒体注意到了温总理的发言要比欧洲领导人的更为务实，比如中方希望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解除军事禁售，欧洲方面好像没有明确回应？为什么？ 张小劲 ：应该说在欧盟现在处在比较微妙和相对困难的时期，一方面随着它的扩大，现在27个成员，在某些问题上有些很难形成统一立场，换句话说它的内部程序要牵扯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它很难在1月份决定这次峰会，几个月后过后的今天，就把这次会晤要涉及的内容全部解决。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上，当然各方专家估计有些不同，但是大家几乎都一致认为欧元区的经济衰退可能是几大经济体当中最为严重的。
主持人：那么，欧盟为什么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症结在哪儿？ 张小劲 ：从它的决策程序上来说要取得27国的一致同意。其次，在同意当中，各个国家会因为自己的不同利益诉求而采取不同的立场。因为在市场经济地位确定以后，造成的后果上会影响到许多层次。另外，欧盟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也存在误区。
主持人：存在担忧的国家是哪几个国家？ 张小劲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不同层次的担忧，但是用什么方式化解，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表面上来看，我们的市场经济覆盖率或者说非国有企业已经占有巨大的经济份额，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一点仍然不够，他们认为在一些经济活动管理当中，政府的角色作用仍然不明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上是有一定误区。他不像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再到市场经济年代，我们会有深刻的理解。而对他们来说，按照他们承受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中国的时候，参照点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对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仍然有一定的疑虑。
同时他们更大的疑虑是在这之后，比如现在已经存在巨大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有更深刻的焦虑。他们所谓市场经济国家这样一个地位就构成了一个屏障，稍微减缓一下比如中国商品，特别是价廉，现在又走向质优，对他们市场的冲击。具体谈判的情况现在没有看到更多，但是总的来说，也包括了一些，比如在金融货币体制上很明晰的程度，国际资本进入的门槛和条件，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比如说涉及到主要能源材料的生产领域当中，国企所占的份额，国企对这个领域的垄断程度以及各级政府对市场基本条件的干预情况，包括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对整个市场领域的治理情况，都在他的考量范围内。
主持人：一方面哦欧盟抱怨对话贸易逆差大，另一方面又不愿出口高科技产品，不解除对华禁售，这又是为什么？ 张小劲 ：简单一点，军售不仅要关系到内部27个成员，特别是最主要的那些大国，有军品出口的国家的基本态度之外，还有一个美国因素。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们牵制很大。在军品出口又受到北约的牵制，所以决策程序就更加复杂。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对他们的所谓军售问题，我们争取的是一种政治互信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不太在乎他们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军品。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我们的军事力量本身必须依靠自主研发，进口只能是一种边际性的改进和补充。
至于说到科技产品，那就涉及比较多，作为科技发达国家来说，它不仅在研发方面投入上非常大，在早期研发投入比较大的情况下，产出的科技产品本身在相当一个时期会做一种比较高昂的，甚至带有超额垄断超额利润的控制，所以成本都是非常昂贵的。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这两年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的研发能力和仿制能力急剧提高，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拿出来，很可能就能产生替代性的技术。
所以，在这双方面的影响下，你会发现，双方会有的在规定和意图上有一些不接轨。比如空客320在中国组装，但是空客320的核心技术欧洲不会给你。在这个问题上，它设置了一些门槛，同时造成这些科技本身不可能向中国实现比较顺畅、以可接受的价格进行转移。在这个意义上讲，双方要在这个问题上实现接轨，还有一段路要走。从这次会晤来讲，不大可能实现一次性突破。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坐在一起谈，双方的诉求都放在桌面上就是一种成功。包括碳排放问题，中国从今年开始替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生产国。欧盟在整个全球气候问题上给中国施加很大压力。
5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统克劳斯、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这是温家宝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右）握手，中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统克劳斯。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主持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发言中50%的篇幅在谈气候变化问题，那么，气候变化问题是否会成为今后中欧关系的分歧点？ 张小劲 ：我认为它是新的双方产生交集交流和对话的一个点，至于在这个点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争议，我觉得是第二层次的。第一层次双方是有共识的，比如中国，我们注重环境，我们希望转化生产方式，使用低耗的生产方式，这一点上，我们同欧洲是有共识的。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样的问题，以什么样的代价承担有可能产生的成本，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交流交往，那会产生一些争议。从这个角度讲会构成一个新的交流点。
去过欧洲的人都知道，欧洲的环境保护，整个城市生活状况，包括农村的状况，应当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低能耗的生产、清洁能源的生产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充当世界的领袖，就当仁不让的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跟从他们的榜样往前走。更何况还有半年就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从世界范围内讨论气候和能源问题。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欧盟反制中国的一个支点，我倒觉得双方在这一点上有共识，但是怎么做，在做的同时怎么样分摊成本，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但就这个交流点来说，欧盟内部有一种比较深刻的需求和对外部的一种期待。
主持人：有网友认为这反映出欧洲人在价值观念上的优越感，您怎么看？ 张小劲 ：价值观念上的优越感是有的，但又很难找到确实的证据说这种优越感就是存在的，因为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我们都有自己的优越感，在对外界交往的时候都会表现出来。但是这种优越感并不妨碍相互间的交往，所以，我觉得，只要双方坦诚的交流就足够了。
一方面，在环境保护上、社会发展上，欧洲比我们走的更早、更加成熟，也确实有一些经验可以提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们谦虚的姿态下，我们对他们的优越感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其实在双边交往当中，比如就我个人经历来看，我是从1997年开始涉足中欧之间的交流，你会发现在双方交流当中，他也会发现你的优点，甚至会突然会表现得非常谦虚，因为中国的这种发展，这种发展速度，持续30年的状况，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令人惊讶的。我记得有一个欧洲学者，我们在深圳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他当时就很惊讶，他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平均人口的年龄只有30岁，每个人都在大街上匆匆走着，你能看到大家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期待，这是在欧洲看不到的。他在这里面能看到一个非常鲜活的、具有朝气的中国。他说这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5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统克劳斯（右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右三）举行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主持人：众所周知，这次会晤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后恢复举行的。您认为，这些波折对今后中欧关系发展的启示是什么？ 张小劲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层次。第一，领导人层次。我经常想象出这样一个画面：温家宝总理坐在那儿以后，他讲他刚刚当上总理就参加了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也是后来被称中欧关系里程碑的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此之后，每一次都是温家宝总理亲自去参加的。很可惜，走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出现了波折。
温家宝总理这次特别强调的诚意就表现在这儿，来回要飞20个小时，当年他参加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其他在座的人还没有资格参加会晤。他可能会说我以我们当年那样一种魄力，以我们当年那样一种决心和信心建立了中欧伙伴关系，我们要分外珍惜它。这是我设想的一个画面，因为温家宝总理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他的人格魅力来自于他的诚实、诚信和诚意，他对中欧关系有很深的感受。
所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他提到这是我5个月以内第二次来，反过来他也会说，我是看着中欧关系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我希望我今年还会在北京欢迎大家，因为已经确定11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同时他也讲到希望珍惜这样一份关系。温家宝总理以他这样的姿态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在个人层面上我们担当了政治责任的这些领导人，对中欧之间关系的发展和交往要承担一份个人的责任。在这样一个战略思考上，我们才能承担个人的责任，所以他也是在强调这样一种姿态，实际上在这种意义上讲，也是在对欧盟释放一种信号，作为领导人个人，温总理既然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是希望有一个个人的接触，在个人接触的基础上，有一个个人的情感，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个人责任。
在国家层次上，中欧之间又存在着比较坚实的战略基础。所以在去年会晤推迟之后，双方并没有进入无限期的对抗。在面临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需要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挑战，这也是这次公报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都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恐怕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必要去过分追究一些比如说一些重要错误造成更多的序列性错误。我们更愿意通过对话的方式，坐到一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中欧峰会推迟之后，但恰好在4月的G20之前，中法发表公报，法方承认中国的一系列原则，表明了他的态度。在这之前，实际上在G20会议期间，胡锦涛主席和法国总统见面，那次见面的时间已经到了夜里11点，双方的日程之密集，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极端的程度，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了解了中国最基本的关切和最重要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所以他们也表示了足够的尊重和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过这次风波，中欧之间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中欧之间的关系是事关战略和大局的，不能因为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导致整个关系受损。
反过头来也提示我们，其实欧盟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制度，它会在27个国家之间用轮值主席国的方式体现他们的共同立场和象征。他们内部每半年有一个轮值主席国，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作为国家，在欧盟框架内，有更多的诉求，但是这种诉求不能替代欧盟的利益，不能利用这种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机会作出有损于中欧大局的事情。但是在欧盟内部也有许多沟通和磋商，甚至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情景，比如在一些内部讨论当中，欧盟大使会和法国大使有一定的争论和争吵。
主持人：欧盟是目前一体化成都最好的国际组织，但他的成员是27个拥有主权的国家，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好与欧盟和与具体成员国家间的关系？ 张小劲 ：过去我们看到欧洲走向一体化，但是没有把欧盟作为一个单独的主体来对待，直到后来我们才建立了中国驻欧盟代表团，特别是去年代表团搬入新的团址，整个代表团的配置力量都在加强，换句话说，我们希望中国驻欧盟的代表团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在欧盟层面上能够加强交往。
反过来，欧盟代表团在中国最初有9个人，增长到现在有几十人之多，规模也很大。双方在这样一个层次上是互动的、发展的。但是对中欧来说也要考虑另外一种，除了在欧盟层次上持续加强交往之外，我们还必须保持跟以往一样，甚至还要更进一步推动成员国层面上的交往。尽管它一体化程度比较高，欧盟本身也在往前走，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各个国家之中，由于自己的历史传统，由于国家的大小，由于自身利益的不同，他们会在对华问题上，特别是在某些问题领域都会有不同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出现分歧，因为他们与中国，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上的交往程度是有差异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注意到他们之间有这样一种区别，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做好工作。另一方面，要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用我们自身的行动向世人展现我们中华的气度和中国最基本的政治立场。
主持人：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欧洲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战略考虑。我认为很大程度这是制度上的原因。”欧洲的对话政策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张小劲 ：最近三四年来，欧洲大力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但是相对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而言，欧洲的知华派比较少。另一方面，这些知华派在他们国家对华政策上能有什么影响或者怎么参与这个过程，仍然是不太清晰的，不像在美国和日本能看到的情景。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的知华程度相对于美国和日本而言，我个人感觉稍微落后一点，但是这种局面正在迅速改变，因为他们也组建了相当庞大的团队，也组建了这样的网络。比如与人民大学交往的布鲁塞尔大学，一起在布鲁塞尔合办了一个研究所，培训了许多在职的包括欧盟和比利时政府官员，也包括欧盟的一些企业家，通过这种方式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米利班德讲的也非常清楚，它有27个成员国，一些小国没有专门的对华官员和知华派。
相对欧盟层面上，对话政策存在的问题不是太多，至少这些问题可以坐在一起谈，而不会出现忽上忽下的变化。27国当中，对于中国的理解可能有差异，对于中国的知识背景上是有差异的，对于中国的利益素求上也是有差异的。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做到协调一致。协调一致就会丧失更多的决定。
欧盟对外政策这点上，其实国家间的立场又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实现协调的方式。我们讲“短板理论”就是欧盟最真实的写照。在这个问题上，它趋向于被动、消极，而不是主动和积极的，所以构成这样一种差异。我觉得在欧盟决策当中，至少在对华问题上，在基本的知识层面上应该有所改善。在决策问题上，在欧盟层面上形成协调一致的立场，这种立场对于中方来说是相互理解的。
毕竟中欧之间已经互为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样一种关系的交往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没有道理说不把双方的关系搞的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相对来说，欧盟难度更大一些，需要他们付出的努力就更多一些。
小知识短板理论：盛水的木桶是由许多块木板箍成的，盛水量也是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的。若其中一块木板很短，则此木桶的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制。这块短板就成了这个木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或称“短板效应”）。若要使此木桶盛水量增加，只有换掉短板或将短板加长才成。人们把这一规律总结为“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
主持人：欧洲媒体对这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报道有所不同，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欧盟应当“强硬地与中国讨价还价”，俄罗斯《新闻时报》的标题是“巨人会面”，法国《费加罗报》的题目是“欧盟和中国庆祝重聚”，德国媒体则认为这次峰会的成果尚属难料。这些媒体报道上的差异折射了怎样的心态？ 张小劲 ：一种是乐观派，尽管是审慎的乐观，他们认为这次峰会重开本身就是一种成功，标志着双方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危机时刻，1月份、4月份、5月份，再到今年的11月、12月，中欧之间采用这样一种领导人会面的方式，会持续推进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做法不仅将对中欧关系带来好处，而且对全世界应对金融危机也是一种重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谨慎的乐观派，乐观是有道理的。毕竟在这次峰会上，其中五分之三的议题是关于全球事务的。
悲观派也有，这些悲观派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是对中国的一种让步，或者说没有持续更长时间的冷漠和对抗，直接转换到了巨大的双方密切交往和修补行动上，对某些人来说，他感到一种丧气和悲观。但是我倒觉得这批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责任的一种表现。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又是着眼于未来，也是看到了未来，他们也觉得中欧关系将有一个重大转折，预示着欧洲比如在西藏问题上，在人权问题上，更多的是以一种善意的理解的方式来交流，而不是恶意的、对抗的，甚至带有羞辱性的做法。这些人在这点上也敏感意识到，那样的一种方式已经过去了，采用那样一种做法未必能够解决事态，未必能够影响中国，反而会影响双方共同的发展。悲观派敏感的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也意识到那样的做法很难继续下去，仅仅是在感慨一番而已。
主持人：年初温总理出席达沃斯会谈时的许多发言广为人知，这次会晤，温总理的哪句发言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张小劲 ：其中所谈到的各种事务重要性来说可以给出一个排序，就个人来说，其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温总理讲：“我是带着诚意、责任和信心来的，这是心里话，也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人讲求言必信，行必果，无信不立，国之交止于信。”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作为一个比他们在座的其他领导人年龄更大的一个长者，也是作为一个13亿大国面临更加复杂事务的总理，他以这样一个姿态讲出这样一段话的时候，我非常感动，而且这个话他不仅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讲，而且在峰会一开始时就讲了。所以这段话包含的意思非常深刻，也非常感人。尽管我没有看到现场的画面，但是我们能想象到，以温总理那样一种平实的风格和气度讲出这段话的时候，打动了在场的许多人。据报道也确实是这样，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捷克总统，甚至台下第一排坐的外交部长和其他高官们，都是频频点头。
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句话，就像他讲的，“不仅是我的期待、愿望，也是我的行动。”飞10个小时到这儿来，就是表达我的一种诚意、一种责任和一种信心，诚意就是希望中欧关系会走向更好，责任就是这种战略关系应该说是希望它能更好的走下去。
温总理讲的这段话非常深刻，既是一种言，又是一种行，背后所透露出来的就是信。从这点来讲非常让人感动，把个人的魅力加之于大国之上，把个人的姿态加之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之上，他不是一种礼仪的客套话，带有非常实在的内涵。听来，令人非常感动。
主持人：由于时间原因，今天访谈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张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
(责任编辑：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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