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之前，困顿竭蹶，几无容身之地；成名之后，少有必要的羁縻和约束。娱乐圈的这些规律颇有些接近中国大学扩招以前的情境：进门难出门易。结果，人性中某些不良的东西全释放出来了，至少也是缺乏节制。这样的生成机制下制造出来的文化偶像乃至文化产品，苍白而粗糙；而在如此文化滋养下的大众文化心理，则不免浅薄虚浮。
吃的是草，未必一定能产出牛奶。
一个偶像的成长，大抵都有一段艰难的历程，一部血泪史。一个偶像的坍塌，也就是眼睛一闭一睁的事儿。眼下的满文军，即处在这样快速坠落的当口。原来“懂你”，现在人们都不懂了，非但不懂，还被天才地演绎成“毒你”；农民出身，也突然从“优点”变成“劣根性”，似乎满文军玷污了他的农民兄弟；而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被引导、被教化、被娱乐的大众，还能够继续欢迎一个自己吸毒、夫妻吸毒，甚至聚众吸毒的爱心大使吗？
满文军吸毒的消息连日来满天飞。很多报道都试图把矛头指向其妻，认为是身为“商人”的妻子带坏了“农民”老公。这种指责不免牵强，“农民”满文军是不是就注定能一直纯朴、勤劳、正直……下去？而一沾染“商人”，就很快在花花世界迷失自己了？此种新版“出身论”之荒谬，是显见的。农民也好，商人也好，并不是解读目前这起吸毒事件的关键。荒谬的新“出身论”，折射的其实是人们对喜爱歌手的堕落的无限惋惜。好好的一个歌手，怎么就这样不知自重？那样好的音色、那样憨厚的形象、那样不容易的成长史，就这样轻飘飘地去了。偶像为什么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打碎？在这个想象力日渐匮乏而滥情依旧的歌坛，在这个视野日渐荒凉而喧嚣不减的歌坛，人们追问，满文军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陪我们到老？
首先，责任不能推到“商人”妻子身上了事，那样不免过于轻巧——未免矮化了满文军，也矮化了农民。要知道，从京郊平谷县农村走出来的满文军，至少有五年时间是以酒吧歌手谋生的，以娱乐圈吸食大麻之普遍，他不可能没有丝毫了解。其次，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娱乐圈生存状态的影响，圈里吸的人多了，未必意味着你就应该吸，别人的罪孽未必就是你的救赎。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还是满文军所属公司的老板说得好：做错了，就要负起责任来。
满文军出事，他自己、还有爱他的人，大可不必四处张望。祸患起于细微，根源在于自己。杜撰一下，程式化的检讨模式大体如此：平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没有意识到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在歌迷的欢呼喝彩声中失去了自我……而按照个性化的道歉格式，则可说：这一段事业不是很顺，不知不觉地就吸上了，对不起家乡父老和歌迷朋友的厚爱……
前一种“检讨”，所强调的关键，是一个人把握自己的艰难。成名固然难，而更难的是成名之后的自我把控。既要享受放大了的自由、无所不在的诱惑，又不能触犯公众忍耐、道德规范、法律规定的底线，没有一点自律的精神，不易做到。很多艺人的倒掉，大抵如此。满文军成名后公众形象还算好的，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几个社团组织的形象大使、并在出事之后仍有组织没有马上抛弃他的原因。
而后一种“道歉”，更多的还是述说个人的困惑。满文军从底层一路拼杀，有得益于外力之时，但更多时候则是“一个人的奋斗”。在文化的河流中，生命个体的不系之舟，有可能穿过险滩，“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可能触礁毁灭，“尔曹身与名俱灭”。翻过去了，那是道值得纪念的坎儿；翻不过去，就是身败名裂的深渊。
个人的坚守之外，我们长期以来的文化生成机制似乎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匆匆忙忙的，偶像来得快也去得疾。成名之前，困顿竭蹶，几无容身之地；成名之后，纸醉金迷，少有必要的羁縻和约束。娱乐圈的这些规律颇有些接近中国大学扩招以前的情境，进门难出门易。结果，人性中某些不良的东西全释放出来了，至少也是缺乏节制。这样的生成机制下制造出来的文化偶像乃至文化产品，苍白而粗糙；而在如此文化滋养下的大众文化心理，则不免浅薄虚浮。吃的是草，未必一定能够产出牛奶。
考察满文军事件的公众反应，悲观并非虚妄。出事之前，赞美不吝极致的语词，实在没词了，就把“农民本色”挂在嘴边；出事之后，则落井下石还唯恐石头不够块头。偶像的起来既然是“哄”起来的，其倒掉似乎当然也应该“哄”下去。大不了，换个人继续先捧后骂。轮回迅速的娱乐圈折射出来的，是令人悲哀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恶的基因。这样的事情多了，怎么可能会天上掉下来一个健康的娱乐圈？“满文军们”怎么可能好好地陪我们到老？
拘在看守所里的满文军还有几天才能出来，出来以后的路怎么走？形象一向很好但却亲手打碎了它的歌手，能不能得到社会的宽容？娱乐圈更多的人能不能记取些许教训，不再前赴后继去吸毒？这个事件能不能再一次促使社会关注那些看似光鲜却不免寂寞的群体？……这些问题，既是摆在满文军及更多艺人面前的难题，更是对社会公众承受能力的一次考验。无论如何，吸毒不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艺人的精神判词；无论如何，吸了毒的艺人也不应该被这个社会娱乐之后简单抛弃。(胡印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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