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1836年—1896年)，字省三，自号大潜山人，安徽泸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西乡)人。世代为农，而有大志。后入淮军，凭其智勇屡立战功，一路飙升，获武职一品爵。中法战争中，领福建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沪尾一战，再立首功，于是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治台有方，业绩卓著，后因病归隐，于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病逝，其妾李氏绝食殉夫。刘铭传生平著作有《大潜山房诗集》二卷、《奏议》二十四卷、《盘亭小录》等，今人汇成《刘铭传文集》行世。

　　“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

　　幼年的刘铭传由于排行老六，脸有微麻，而被乡里同伴戏称作“刘六麻子”。刘六早年丧父，家贫无依，但志略远大，常常独自登上邻近的大潜山，仰天慨叹：“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咸丰五年(1856年)夏肥西大旱，他率众劫抢豪室，举旗建寨、立堡为主，他看到太平军气势磅礴，便有了转投太平军的想法。后因祭旗时大风吹折旗杆，他以为“天命不允”，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尔后，转而协助清军，于咸丰九年(1860年)攻克六安，被保举为千总。

　　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回乡招募乡勇组建淮军，刘铭传欣然应募，建立了“铭字营”。五月，刘铭传便意气奋发，卓立新功，与同僚潘鼎新以数千之众，招降太平军万余人。同治三年(1864年)，刘铭传率军攻下常州，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军的有生力量，遏止了太平军右翼力量的突进，为最终清军克复金陵奠定了基础。清廷对他前后战功至为赞赏，并赐他黄马褂，擢升为直隶提督。其后，他又奉命攻打捻军，数摘首功，因此获封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一等男爵，而其祖上也因之受封为一品官爵。

　　虽然提督是武官一品，但是在重文轻武的斯文社会里，以战功著称的刘铭传并不为朝廷中的文臣尊重，对此他愤恨难平，在《感成》一诗中他写道：“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我幸依贤帅，天心重老臣。上官存厚道，偏将肯忘身。国事同家事，谁看一样真!”这种不如意的心境，使得他对左宗棠催他就任直隶提督的奏请置之不顾，而是力辞还家、解甲归田。回到家乡后，他又完成了从将军到乡绅的转变，兴义庄、办义学，修建紫蓬山寺院、巢湖姥山塔和包公祠，造福乡里，惠泽老弱。在家中闲养时，他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仕途舛折的根源就是文化素养不高，于是他一方面与人合办肥西书院；另一方面，闭门读书、熟诵经史，特别是对新学思想的西洋科技分外关注，这便为他日后在台湾大展拳脚、放手建设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事发，中法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李鸿章奉命率军奔赴津京，以卫畿辅。后教案了结，但清廷却因此深虑法寇，李鸿章乘机力荐老部下刘铭传。他在《复奏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折》中称其“近年辞官归里，折节读书，深明大义，其志趣愿为国家效死力，雅不欲以武人自居”。李鸿章还是深知其心的，而刘铭传却似乎未能体谅老上司的苦心，在督办陕西军务后的第二年便因同僚诋毁，愤然辞官，再归故里。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因伊犁问题无法谈妥，双方几乎决裂，此时清廷颇有乏才之虞，于是又想起用刘铭传。李鸿章再次极力保荐，上《刘铭传力疾赴京折》夸赞其“退归十年，养精韬晦”，“谈及时艰，骁果刚劲之色，犹时时见于眉宇，实为干城腹心之选”。而刘铭传也大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势头，一入京便呈上了著名的《筹造铁路折》，详细分析了铺设铁路对富国强民的重大意义，史书如此评价到：“中国铁路之兴实自铭传发之。”惜乎清廷对此认识不够，不久又因中俄关系缓和，无意大用武臣，刘铭传三返乡里。

　　第四次起用，授福建巡抚，督办台湾防务

　　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在侵占越南后与清廷签署了《中法简明条约》和《顺化条约》，但是他们并未满足只对越南进行控制，还虎视眈眈地妄图从中国本土获得巨大利益，因此便酝酿出了臭名昭著的“踞地为质”的“担保政策”。为了配合好这一计划的实施，法国于是年挑起“北黎冲突”，索求赔款，清廷坚拒。于是，法国政府便将台湾锁定为进攻重点，妄想攻下台湾，以此为进攻大陆的据点，同时也以之为在谈判中迫使中方屈服的筹码。此年八月，法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法舰闯入基隆港，完成了陈兵基隆港，控制马尾港，威胁福州城的战略部署。在这关键时刻，清廷第四次起用刘铭传，授他福建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

　　赴台前他在受到光绪帝和慈禧接见时，呈上了著名的《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十条折》，其中包括各海口的重点布防、修建港口炮台、筹办水师、购买枪炮、设立军器局、强化军队训练等等。当时的台湾防务原由湘军道台刘璈主持，领兵四十营，号称两万人，装备落后、枪械奇缺，海防炮台数量较少，且炮式陈旧、射程不远。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整个布防虽有深虑但殊欠周密，台南驻军三十一营以卫台府，台北仅九营难守基隆，因此战前形势不容乐观。刘璈乃湘军系统，而刘铭传是淮军中坚，湘、淮两系素有矛盾。同年湘军左宗棠领钦差大臣，督办福州军务，刘铭传并不向其呈报军况，而是直接向李鸿章汇报，再转达清廷。左宗棠只有依靠刘璈的消息筹划部署，这就使得当时的台岛实际上由两种意见相左的力量控制，二刘分据南北，此种矛盾不免会导致相互掣肘的结果，自然会影响不久而来的台湾保卫战，但是两位将领均对保台抗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点是毫无置疑的。刘铭传在深入分析敌情后，便展开了自己的布防计划，首先从台南调来章高元部两营扼守八尺门高地和东岸炮台，又授湘军勇将孙开华部死守沪尾(今台湾岛淡水市)的大任，这都说明湘、淮两系在面遇强敌时还是能够同仇敌忾的。由于当时法舰封锁洋面，援济物资无法运达，于是刘铭传便努力发动各个层次的当地民众，激发起他们自救自保的决心，号召他们出钱出力，成立了由义士张李成统领的五百人抗法义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力、物力的不足。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运用了当时的物资，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为日后的捷战夯实了基础。

　　“诱敌深入”似乎是对抗法军的最佳办法

　　八月四日，利士比率法舰三艘、法军四百多人，强行闯入基隆港，要求守军交出阵地，我守军置之不理。次日晨，法舰突然炮击基隆港东岸，守军奋力反抗，但是由于炮径较小、弹力较弱，未能击沉敌舰。炮战后，我方防御工事大部被毁，法军乘机登陆，占领了大沙湾高地。刘铭传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保存实力、挥军后撤，下令在法舰炮力的射程外设伏。六日，法军兵分两路，一部直插基隆，一部据守大沙湾以做策应。刘铭传处变不惊、应对冷静，一面派人在田寮高地西侧阻击前进的法军，法军因失去了舰炮的火力支援而被迫后撤；一面令曹志忠紧追不舍，从而形成多面合围之势，最终法军不得不返回炮舰。法军第一次登陆作战便受到了重挫，被守军击毙击伤一百多人。这次胜利不仅大大鼓舞了守军气势，而且还缴获了火炮四门、枪弹若干，刘铭传“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我方完全没有海上力量支援的情况下似乎是对抗法军的最佳办法，这一战术在保台过程中被彻底地贯彻，再次显示出了刘铭传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

　　法军此后很快调整了战略部署，从进攻台北基隆，转而袭击马尾福建水师，企图封锁洋面，从根本上断绝台岛的后援，并在心理上给刘铭传、刘璈以及台岛民众以致命的打击，诱使其早日投降。八月二十三日法舰对福建水师发起进攻，前线将士虽然浴血奋战但终究无法与海上强敌相抗衡，损失惨重。清廷有愤于此，毅然于二十六日颁布宣战诏书，正式向法国开战。虽然法军此次袭击得手，但是并没有起到威慑台岛的效果，反而激励守台官兵和台岛民众加紧备战、齐心抗敌。刘铭传料定敌人必将再攻基隆，所以除了加强守备外，还亲自坐镇、扼守。法军汲取上次失败的教训，再次改变战术，于九月三十日展开攻势，分兵两路，一路由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亲率十一艘军舰进攻基隆，一路由利士比率四舰袭击沪尾，企图使得刘铭传无法兼顾两头，然后伺机登陆，合抄基隆，顺势直捣台府，进而占领整个台北。

　　面对步步逼来的狼群，刘铭传这位猎人勇敢而坚定地握着手中的利器，随时准备给跃起的野狼以致命的一击。十月一日晨六时，法军一海军步兵大队在舰炮的掩护下由仙洞山登陆，守军章高元、陈永隆部坚决抵抗，将其困阻在二重桥一带。此时另外两组海军步兵大队也陆续上岸，刘铭传亲自指挥，使其寸步难行。战局在僵持，狡猾的孤拔根据战局判断刘铭传的主力在此，而沪尾的防御力量必定薄弱，于是突然调离进攻主力，转攻沪尾。其时，沪尾守军正迎击利士比部，战局惨烈，这时孤拔的突然参战，使得守军只能苦撑局面，而沪尾位于淡水河口，一旦失守，法军可沿河直达台北府城，形势万分危急。作为台北军事的最高指挥官，此时的刘铭传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基隆阻击战还在继续，而沪尾又岌岌可危，无兵可调、分身乏术。在权衡了整个战局之后，刘铭传做出了颇受后世争议的决定“撤基保沪”。在主力撤离基隆前，他仍然十分冷静地下令炸毁基隆煤井、销毁存煤、转移机器、烧毁厂房。沪尾因为刘铭传主力的援助而转危为安，新修的红、白炮台又给予敌舰以重创，而设置在洋面上的水雷又给法舰靠岸以极大的困扰。因此，利士比提出派兵登陆、夺取点火站、引爆水雷、扫清洋面的提议并被孤拔首肯。八日晨，法舰突然散开，刘铭传立刻判断出敌人准备登陆，于是布下埋伏，等待狼群的出现。上午九时许，法军果然分三路上岸，登陆后并未遭到抵抗，合成一路向前。刘铭传沉着冷静，直等敌人完全进入了伏击地后，便断然命令孙开华、章高元、刘朝祐从正面和右翼出击，并且亲率卫队加入到围歼战斗中，敌兵骤然遇伏、溃散失顾，三面受敌、狂奔败北。此次大捷共击毙法军三百多人，极大地震慑了法军，直到中法战争结束，法军都未敢再次贸然攻击沪尾。虽然基隆被法军暂时占据，但只是一座空城。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孤拔也死在澎湖，中法战事终于结束。十月，清廷根据以左宗棠为首的几位大臣的奏请，下诏将台湾道设立为第二十个行省——台湾省，并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于是当时领福建巡抚头衔的刘铭传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首位台湾巡抚。

　　纵观台湾第一任巡抚的种种举措，在有清一代众多的封疆大吏中可谓战绩显赫、事功卓荦。然而在他告病辞官后，其苦心孤诣创设出的种种建台计划，就被接替他的邵友濂全部废弃了，是年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年后《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刘铭传悲愤至极、卧床不起，于次年一月二十四日溘然长逝。

　　据《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