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济南5月31日电

    题：摘掉“烟草大国”帽子 保护公众健康

　　新华社记者张晓晶、王海鹰

　　5月31日是第22个世界无烟日。控烟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行动，可谓大势所趋。

控烟在我国是一个颇感沉重的话题，要想有所突破，政府责无旁贷。

　　经过多年努力，很多国家和地区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已从公共交通工具、电影院、购物中心、银行、学校、医院等，逐步扩展到办公场所，进而扩展到大众餐饮娱乐场所。在一些发达国家，“烟鬼”处处受到限制，受人“白眼”，不吸烟是尊重他人、保护自己的表现。

　　中国控烟进行了十几年，成绩不容否认，但目前仍然有3．5亿烟民，而且吸烟人群呈现扩大化、低龄化的特点；遭受二手烟危害的人数是5．4亿，其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1．8亿。每年死于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约为100万。

　　控烟意识不强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我国，烟民在公共场所吸烟仍然有恃无恐、旁若无人，根本不用担心会遭受“白眼”、歧视。在影视剧中，一些青少年的明星偶像频频以烟雾缭绕的形象示人，“烟文化”的传播正在加速对青少年群体的危害。在社交场合中，“以烟待客”“以烟送礼”的风气仍然大行其道，也有很多人认为，“吸烟是我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如此种种，远远没有形成全社会禁烟的良好氛围。

　　改变一些地方对于烟草经济的依赖是必由之路。在一些地方，烟草生产企业作为当地的利税大户受到保护扶持。前不久，有的基层政府竟然发文件将香烟纳入政府采购，给下属单位下达“公务用烟”计划，用以“引导消费”。下达“抽烟文件”的政府毕竟只是个例，但在一些地方政府眼里，如果大家都不吸烟了，就会直接影响ＧＤＰ，控烟禁烟的积极性、主动性从何而来？当前，我国虽然很多地区颁布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法规，但多数对执法主体规定不清，可操作性也不强，地方政府执法积极性不高是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建立一个同企业利益脱离的烟草监管机制，有计划地逐步减少烟草供应，这是我国控烟必须要实现的体制性突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消费国，烟草行业一直是政企不分的体制。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既行使监管职能，又有经营的需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很难主动减少一个地区的烟草供应。

　　控烟禁烟并非不可实现。去年，我国成功举办了“无烟奥运”。为此，政府部门推出了很多公共场所禁烟的举措。这说明，禁烟在我国并非不可为之，关键是政府要积极作为。我们必须加强控烟的立法和执法，制定以减少烟草消费为目标的烟草税收政策，如加大中央财政在烟草行业的税收分成，降低地方政府对烟草行业的依赖；烟草行业产值不计入当地ＧＤＰ，并在绿色ＧＤＰ中计为负值等等。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就能逐渐创造无烟环境，保护公众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