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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法国一个名为“拯救富人”的民间组织开始引起关注。该组织以教育富人改变生活方式、促进社会财富平均分配为己任，搞出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骚扰”行动，阻击奢靡之风，并通过媒体向政府发出设定最高工资标准的呼吁。

　　“拯救”富人真是颇堪玩味。通过该组织的宗旨和一些具体做法可以知道，这是对富豪奢靡行为有所不满的一群。但是，该组织对自己并不满意的富人，所表示的不是敌视，不是指责，不是奉劝甚至也算不上讽刺，而是充满自信、不乏善意却不带丝毫谄媚色彩的“拯救”或“教育”。而且，他们对富人的奢靡并不只是坐而论道，而是通过一些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进行了直接的“骚扰”。

　　就社会效果而言，对富人持拯救、教育的态度，显然比持仇视的态度更有助于消除阶层对立；对于富人们来说，处于被拯救被教育的位置也许相当不爽，但与被仇视相比，这应该是理性的富人乐意接受的选择。所以，“拯救富人”活动中的理性值得肯定。对比之下，时下中国社会对富人所缺少的，可能正是这种理性——我们的社会对富人的奢靡行为，或是敌视，或是无奈，或是开脱，或是谄媚。而且大多都是纸上谈兵，少有直接“骚扰”的勇气或可能性。

　　也许，中国亦应发起一场“拯救富人”的活动。但遗憾的是，综合种种情况看，中国的富人要想得到“拯救”，其间还有法律、文化及体制方面的重重障碍。从法律理念的角度上看，不仅仅是“先富”的一拨富人中有许多仍然有着“原罪”之嫌，甚至一些新晋富豪的身后也有着种种阴影，乃至福布斯富豪榜成为“杀猪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宽容度。

　　从财富文化的角度上看，许多国人的财富观念中有一种“基因性缺陷”，即无论多么巨额的财富也只为满足一己、一家之欲或安全感，其荣耀更多在于占有财富，“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远未成为共识。

　　而最大的障碍或来自于一些莫名的体制阻隔。郎咸平写的《白领陨落黑领升起》一文最近在网上流传，文中总结出这样一类富人：他们开大排量名牌汽车，着国际顶级品牌服饰，出入高档酒楼，喝茅台五粮液，抽极品中华，收藏古玩字画珠宝，打高尔夫消遣……但这样的人却“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也就是“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样，在做什么”。这类富人被命名为“黑领”，其实说的是一部分公款消费的人群。对这样的“富人”，如何“拯救”呢？

　　据悉，法国的“拯救富人”组织对富人是如此“拯救”的：到高档餐厅给富人发普通的棍子面包，提醒他们“花3欧元同样也能吃饱饭”；给曾声称“如果50岁还没有一只劳力士，那人生就算失败”的富豪，赠送价值7欧元的电子手表并使其不得不当场戴上；萨科齐总统的儿子去高档俱乐部用餐，被颁发“爸爸的儿子”证书，批评其靠父辈财富过奢侈生活。这样的情节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吗？也许这样的组织根本就没有办法成立，即便成立了也没办法亲临富贵者的消费现场。即便可以到现场，以中国富人之普遍的心高气傲，有几个肯接受这样的骚扰？

　　可以说，种种障碍的存在，使得成立“拯救”、“教育”富人的组织，在当下之中国还是一种难以完成的任务。而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对于看不惯的富人，宁“仇”而不“救”，或只能“仇”而不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