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在全国各地农村深入开展，对保障村民实行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的地方村民委员会选举竞争行为不规范、贿选现象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和村民的参与热情，有的地方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

　　通知解读：

　　贿选者当选无效并追责　

　　《通知》首次对贿选的概念作出界定，指出“在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及其亲友直接或指使他人用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收买本村选民、选举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候选人，影响或左右选民意愿的，都是贿选”。

　　妨害选举者可开除党籍

　　《通知》明确要求，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要及时终止其资格。对伪造选举文件、篡改选举结果或者以威胁、贿赂、欺骗等手段，妨害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农村党员干部，要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选举禁止攀比公益捐助

　　《通知》明确要求，着重做好对候选人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的审核把关工作，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不得有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内容。防止出现为当选进行个人捐助村内公益事业财物比拼加码的现象。

　　5月31日，中组部、民政部在广西南宁联合召开全国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李源潮强调，拉票、贿选严重干扰村“两委”换届选举的正常秩序，严重损害农村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各地和有关部门要依法依纪坚决查处拉票、贿选等不正当行为，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利用宗教、宗族、黑恶势力以及境内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选举的活动。要加大民主监督力度，及时发现和解决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村组干部的物质待遇、荣誉感进一步增强，农村工作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乡村能人参与村委会选举，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一届比一届增加。我们应当客观看到，在村委会选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不断提升的同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村委会选举的违法违规现象，突出表现在贿选问题上。这些问题是村委会选举的副产品，虽然是少数，但也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

　　地方村委会选举一览：有好典型也有坏案例

　　好典型：

　　在2009年2月刚刚结束的山西省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3900名大学生“村官”高票当选“两委”成员，实现了从上级委任到群众选任的转变，当选率为58%。去年山西省规定大学生村干部在村工作1年以上，经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可以进行选民登记。全省18359名大学生村干部中符合选举条件的6700名全部参加竞选。这些有现代知识、现代思维的青年才俊，以自己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带领村民致富的成绩，换来村民的认可。

　　在陕西高陵县药惠乡东樊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上，村民发现，该县公证处派出的两名公证员出现在选举现场，并对选举程序的执行情况、选举的检票、验票、计票环节进行了监督和公证。据了解，早在2005年，高陵县张卜乡就曾邀请县公证处公证员对6个试点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进行了公证，并得到了各方认可。当时，此举为陕西省内首次，全国范围内鲜见。　　

　　河南省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即将开始。河南省妇联近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切实做好妇女参选参政工作，实现全省50960个村“两委”班子中都至少有一名女干部的目标。

　　在安徽芜湖，长江岸边杨湾村的2000多名居民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村委会选举。在县、乡两级特聘观察员监督下，他们一次“海选”成功村委会成员。这是安徽省首次试行“一票直选”村委会干部，也是将无候选人的“一票直选”、观察员制度及定岗选举制3项改革在村委会选举中“捆绑试点”。　　

　　为了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天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天津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作出规定，对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毁坏选票、票箱等手段破坏选举工作的人，要依法处理，直至由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威胁、贿赂村民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坏案例：

　　“能不能当选村干部，由谁说了算？”对于这个问题，稍有选举常识的人都会给出答案：当然是有选举权的村民说了算。然而，在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巨鹿镇，木匠庄村村民代表张西敏、张忠坤等告诉记者，在他们这儿，能不能当村干部是“镇领导说了算”。

　　2008年12月10日，山西吕梁市中阳县尧峪村发生了一起枪击案，该村原副主任、曾欲参选村主任的刘建军，凌晨在家中被枪杀。因案发于农村基层换届选举期内，案件引来诸多猜疑，村民甚至怀疑刘建军死于选举。在即将到来的换届选举中，他是部分村民认为的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在村民看来，他的死亡让尧峪村的选举“乱了”。

　　2007年6月15日延庆县延庆镇南辛堡村村委会换届选举被紧急叫停。叫停的原因是村主任候选人之一张艳华反映选举出现了贿选情况，矛头直指他的竞选对手、现任村主任曹长河。一份重要的物证，是该村选民车根柱提供的一份交易录音，录音中的“买票”男子自称曹长河。车根柱说，曹长河共给了他3000元，买下了他家5张选票。
　　

　　2005年4月，是广东省各村村民投票选举新一届村民委员会的时间。就在这个“敏感”时刻，增城石滩镇麻车村的两派候选人争相宴请全村9000多村民吃饭，为此还专门雇佣20多辆中巴车迎送村民赴宴，宴请活动持续10余天，花费上百万。　　

　　媒体观察：中国村官选举走向“常态化”

　　“常态化”的标志：

　　全国平均参选率约为90.7%；　候选人从“有”到“无”，“有候选人选举”，目前村委会选举普遍采用，由村民先投票推选若干候选人，再对选出的候选人直接差额选举，而“无候选人选举”，符合条件的选民均可“自荐”参选，再辅以竞选演说、竞职承诺等形式，由全体村民一次投票，按得票多少直接产生“村官”；三种监督模式日渐成型，未来可能形成复合型监督机制。

　　村民自治，土生土长的中国式“草根民主”，成为九亿农民最真实的“民主操练”，逐步完善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10年操练，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村委会组织法修改已列入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正式启动。

　　近期几起因村民举报选举不公而引发的暴力事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些事件的频频发生，其中既有一些村民在民主意识上存有偏差，也有宗族势力和黑恶势力的干扰，更有制度和监管上的缺失。只有在制度上下功夫，才能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公正有序，保障村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在农村基层调研时，在许多村民的炕头上、田沟里、井沿边，他们诚恳地告诉记者，在农村改革中，农民最渴望“两票”：口袋里钞票要多起来，手中的选票要起作用！尤其是30年农村改革使村级资产得到很大积累后，村民们越来越渴望选出他们信得过的“当家人”。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制度创新的话，那么村民自治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一种大胆的民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