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察

　　傅达林

　　最近一期的《瞭望》刊登文章指出，群体性事件不仅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在网络上同样发生。而其中的一些负面“网上群体性事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损害百万群众心中的党政机关形象。对此，许多地方党政干部还缺乏足够明确的认识，对网民回应不足、不及时、不充分的现象普遍存在。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应提高干部对“两个舆论场”的敏感度，认真回应多形式的群众诉求。

　　时至今日，谁都无法否认，近3亿网民已经成为中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自去年以来，网络舆情空前活跃，在网站、论坛、博客等空间，通过短信、QQ、MSN等新兴媒介，网络公民对民生、政府管理、反腐败、社会道德等热点问题踊跃发表意见，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其影响甚至超过了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在这种背景下，媒体提出“网上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并非哗众取宠，而确实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群体性事件总是以广场街头的聚众上访闹事的形式出现，总以为只有现实世界里的持械聚斗才会酿成严重后果，却不知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无边世界里，还有另一种形式的群体性事件更加值得关注，前述文章将其划分为现实与虚拟并存型、现实诱发型和现实诱发网内网外变异型三种群体性事件，而说到底就是网络舆情事件。就拿今年来的“云南躲猫猫事件”、“习水嫖宿幼女案”、“邓玉娇案”等案例来说，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漩涡已经将相关部门悉数卷入，网民的激愤表达和群起攻击让当地政府部门深陷公信力危机，这种网上的群体性事件在影响上较之普通的群体性事件更为深远。

　　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隐蔽性等特点，使得网民很容易突破地域限制聚集起来，不需要传统媒体的审查和批准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形成网上群体性事件的策源地，让官方难以提前预测并作出及时应对。与此同时，由于网民身份构成的复杂，不同职业的群体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和感受会有差异，从而使得一些网上群体性事件往往不能正确地反映民意，甚至演化为一种“多数人暴力”，在群体网民激扬的场域中丧失基本的理性。

　　另一方面，网上群体性事件在传播路径上又具有很大的扩散性、渗透性，网民之间交流传播极为便利，并瞬间影响着现实生活，一旦形成风暴舆情影响的面积将十分宽广，甚至产生国际影响。同时，借由网络的传播，这些事件将潜移默化地改变网民对政府部门的看法，在人们头脑里打上意识烙印。这种后果的难控性无疑向政府部门提出了严峻挑战。

　　更值得警惕的是，面对不断激增的网上群体性事件，一些部门仍然习惯于用传统封锁手段应对，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造成被动局面。正如文章中所讲，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涉腐”、“涉富”、“涉权”等三类事件，极容易成为网络新闻炒作的焦点。而面对这些事件可能造成的汹涌网络舆情，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可见，应对这种新型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全新的思维和政治智慧。

　　其实，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法则，在于信息公开与交流互动，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化解危机。例如：搭建与网民良性互动的网络平台，抢占舆情主动权。要重视门户网站的建立和维护，利用自身平台发布信息，开设诉求通道，以回应化解隔阂与敌对情绪；积极介入一些重大知名网站和论坛，了解网络舆情动态，征求网民意见和监督议题，畅通网民诉求渠道和网络监督通道；加强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引导网络舆情发展。尤其是要培养法律专业背景的“网络评论员”，及时向网民阐释法理、解惑释疑，消除公众非理性民主、情绪式民主带来的消极后果；善于利用网络寻求决策的可接受性，及时化解隔阂与误解；做好敏感政策领域的舆情预案，缓冲网络舆论压力，等等。

　　总之，网络时代，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应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必修课。面对复杂利益冲突，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生态，面对日益汹涌的权利诉求，如何准确判断网络舆情，消除网络在传导负面情绪上的渲染效果，引导网络有效开展社会监督、推动法治进步，值得政府部门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