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9日21时，韩德培先生在武汉与世长辞，享年99岁。噩耗传来，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冷酷的事实，立即驱车赶到医院，快步来到他的病床前，打开蒙在身上的白布，看到他老人家慈祥的面容，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韩老师，你为什么走得那么急，您的学生还想开车带着您走走东湖、看看武汉繁华的夜景；韩老师，您为什么不多留一些岁月，您“无话不谈”的忘年挚友还想向您讨教，谈笑风生，共同为建设法治国家出谋划策、为繁荣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再作努力呀！看到韩老熟睡般的面容，我的脑海中像电影一样不断地闪现着与韩老交往的历历往事和韩老对武汉大学乃至全国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1972年10月，那是我进入武汉大学读书学习(当时是春季招生，3月进校)的第一年秋天，我刚过18岁。天仍是那么热，忍受着“火炉”武汉“秋老虎”的“余威”。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个人坐在一区(现在称“樱园”)学生宿舍下面的斜坡子上，拿着油印的英语精读课本读英语(我在武汉大学读的英文专业，斜坡上面有一条路，路旁靠老斋舍侧种着樱花树，当时这些樱花树有不少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占领时期种的，现在叫“樱花大道”)，远远地看到一个壮年男子放着两头牛。我顺口唱起了《歌唱二小放牛郎》中的前两句歌词：“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位壮年“放牛郎”顺着我的歌声向我坐的读书处走来。你看这个人的穿戴：头戴一顶草帽，眼睛上戴着眼镜，上身穿着白色旧衬衣，贴身穿着一件破背心，下身穿着打补丁的掉了色的蓝裤子，脚上穿着一双不新的解放鞋。

　　于是乎，我对此人的身份产生了兴趣，然而我却没能猜出他的身份：你要说他是农民吧，那时候哪有农民戴眼镜的？再说那时的农民哪有他那样的不凡气度；你说他不是农民吧，那么他为什么在放牛？……

　　这时，他已经赶着牛来到我面前，我很热情地向他打了招呼，请他坐下，就这样，我们愉快地聊了起来。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正是出于这种政治热情，我便与这位“似是非是农民”的“放牛郎”聊得很投机。

　　聊天中，他也流露出几句话，说他是韩德培，在武汉大学沙洋分校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由于患病，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故转回武汉大学本部治疗，现已好转又不能马上回沙洋分校，驻校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及校革命委员会决定先给他几头牛放放，待痊愈了再回沙洋。

　　我们1972年3月一入校就接受“武汉大学阶级斗争史”的教育，当然也知道学校所发小册子中多处提到那位早年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1946年来到武汉大学就一直是教授、从未当过副教授的“山中宰相韩德培”这个名字。一听到他就是“韩德培”，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可能这个“韩德培”就是那个“韩德培”，谈吐儒雅、知识渊博，肯定是个“喝过洋墨水的人”。但也有这样的可能：此“韩”非彼“韩”，我们又没有见过面，相互又不认识，因此不能断定；再说，同名同姓的人多了！退一步说，即使他是“右派”韩德培，已经这样了，改造得也差不多了！从他的穿戴看，完全“工农化”了。我们聊得不错，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很难学到的知识。他说他在武大沙洋分校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那时的沙洋分校是武大老师分批轮番劳动锻炼的地方。再说在咱们中国，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都应该劳动锻炼，都应该改造世界观。因此，我并没往更深处去想，我也不想往那些地方去想……

　　年轻人总想在年长者面前出点儿风头，我也不例外。我是学英语的，交谈之中也少不了在这位“放牛郎”面前说上几句英语。开始时他倒没有搭我讲英语的茬儿，我们足足聊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后来，英文说多了，两人差不多开始用英语对起话来了。这时，我开始发现，虽然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在北京和武汉外国语学校学英语，但说实话，我讲的英语远不如他，这位“放牛郎”绝对不是一般凡人，他讲的英语字正腔圆，一口地道的美国音……

　　正在这时，从下面的水塘旁边走来一个人，是武汉大学外文系党委副书记。他大声对我喊道：“车英，你过来！”我站起身来很快地走到他面前，说：“副书记，什么事儿？”他非常严肃地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大声地对我说：“他就是我们武汉大学的头号右派韩德培，他就是"山中宰相"！你回去写份检查，就说你自己阶级觉悟不高……”

　　我抢过话头说：“凭什么叫我作检查呀？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我不知道，自然也就没有错了；既然没有错，也就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了！”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是班干部，阶级觉悟不高怎么行呢？你要好好学习，提高认识，保证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要你作检查是对你好！”他停了一下，接着说：“就这样吧———下不为例！”

　　这位副书记还算是“仁慈”，就这样，我“混”过去了。

　　这时，那位副书记走了，他上山到办公室去了；那位“放牛郎”也走了，他赶着牛下山了。而我却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那位“放牛郎”远去的背影，思絮万千，思考了许久、许久……

　　时年他已六十有一。许多年过去了，每每提到这次初遇，韩老师总是笑得很开心，他多次对我说，这次谈话是他蒙冤时期最高兴、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