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7日，中国红基会在北京中西医结合血液病医院发放救助基金，16名贫困白血病患儿获60万资助。至此，由该基金会倡建的“小天使基金”已累计发放救助款200万元人民币。

2005年11月20日，马书军向资助他救治儿子的武汉出租车司机挥手致意。

　　小天使基金生存困局调查

　　“天使”受伤。仍在调查中的马书军案，掀起了小天使基金筹资和资助困局的一角。

　　小天使基金，这个目前国内唯一的全国性白血病儿童救助基金，正在遭受成立4年多来的最大质疑。

　　如将集中于救助评审、资金发放、工作人员监管等环节的反思，置于中国白血病救治的现实背景下，其无可避免的困境似更加清晰。

　　4年救助546名患儿

　　在那份不长的已获救助名单中，孙海栋排在第一个，备注里写着，已故。

　　留下的，是“小天使”的起步。

　　2005年，白血病患儿孙海栋14岁，他43岁的爸爸为了筹集巨额医疗费，欲自杀捐赠器官救子。经媒体报道，白血病患儿的现实困境，触动了中国红基会。

　　在中国的400万白血病患者中，50%是儿童。在医保制度尚不健全的中国，白血病难以纳入医保，儿童也多半不在保障人群之内。几十万的高额治疗费，几乎全部来自于家庭。

　　“2005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家专门救助白血病儿童的慈善机构，我们决心做。”中国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说。

　　2005年5月，当小天使基金在北京宣布成立的时候，王汝鹏感受到的只有压力，没有一家慈善组织愿意做大病救助的项目。“资金难筹，费用高昂，成就感小。”

　　那个时候，马书军正在天津街头跪地乞讨，为他的儿子马骁帆筹钱治病。

　　骁帆是幸运的，小天使基金一共救助了他33.7万元，这是小天使基金成立后拨出的第三笔救助款。

　　此后，马书军成了这里的志愿者。

　　546人，这是小天使基金成立至今救助的患儿总数。这背后，是4000多份，几大柜子的未获救助者资料。更远的背后，是全国近200万的白血病患儿。

　　“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生命，他们的家庭，都面临同样的贫困，只要来求助的，都应该得到救助。”王汝鹏说。

　　然而，现实的答案是不可能。资金是最大问题。成立4年来，小天使基金筹集到的资金总量，只有1584万。面对4000余份的申请材料，和每个患儿近三四十万的治疗费用，这个全国唯一，显得有点底气不足。

　　筹款之艰

　　筹款的困难，是一开始就预料到的。

　　“很多企业都不愿意捐助小天使基金，同样捐20万，盖个博爱小学，就能给企业挂个牌、冠个名，那就是它的纪念碑，救助个白血病患儿，能给企业做什么宣传？钱捐了，还不一定能救活。”王汝鹏说。

　　任瑞红知道筹款有多难。

　　在马书军案发生的关键时间段里，她是小天使基金办公室的主任。她的儿子胡帅，是小天使基金救助的第二个患儿。

　　有件事情，到现在都让她很愤怒。

　　为了给白血病患儿筹钱，她参加了央视春暖2007的爱心总动员，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儿，她给捐赠企业鞠躬，最后，依照企业的意愿部分钱还是投向了别的公益项目。

　　企业的理性选择，让小天使基金的资金量很难和其他公益项目比肩。“一个公益项目的成败，能不能吸引助捐者是关键。”

　　小天使基金的来源，更多的是社会上个人的零星捐款。这些捐助者往往被患儿的新闻报道感动，把钱打到了红基会的账户里。

　　很多时候，面对跪在自己面前的患儿家长，任瑞红只能通过自己的关系，找一些企业给患儿定向捐款。

　　王汝鹏也想过，与媒体合作，扩大宣传，带动企业捐赠，但搞了几次，他就害怕了。“因为每搞完一次宣传活动，就会掀起一次求助高潮，捐助却不一定增加。”

　　公平的悖论

　　钱少人多的时候，分配规则的公平，很重要。

　　人们质疑马书军是否通过熟人关系，更方便地批到救助款时，最大的不满也是“这样不公平。”

　　红基会在评审制度的设计上，充分考虑过公平。

　　一个由志愿者、红基会工作人员、媒体、医生等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被用来保证公平。

　　“评审有6条规则，每次评审会前，主持人都会宣读。”李塬说。李是小天使基金的第一个志愿者，也是评审规则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参加了历次评审会。

　　评选的规则，比较强调家庭的贫困程度，以及病情轻重。

　　为了让有限的钱用得更有效率，评审委员会会更多尊重医学专家的意见，把钱批给那些更有可能治愈的患儿。

　　“一开始，我们的资助额度比较高，后来，慢慢限定在5万之内，从重点资助，变成了洒毛毛雨。也是想用有限的钱，给更多人帮助，我们的钱也有限，主要是给患儿家长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让他们觉得不被这个社会抛弃。”李塬说。

　　即便作出了种种努力，小天使基金的发放规则，依旧难以被一些家长理解，特别是没有得到钱的患儿家属。“都在一个医院住着，凭什么给他不给我！”经常有人站在院子里大喊。

　　难以跨越的人情

　　任瑞红经常面对这样的场景。她是小天使基金唯一一名正式工作人员，其他人员均为志愿者。

　　来自全国各地的申报材料，都汇集到红基会那间狭小的办公室。最多的时候，这里只有3个工作人员，承担着筹款、资料审核、资金发放等所有工作。

　　“4000多份资料，每个都要打一遍，咨询电话平均2分钟一个。”任瑞红说。

　　评审会的患儿资料，由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整理提供。马书军案发后，任瑞红等承受了巨大压力。

　　任瑞红确实和马书军很熟悉，他们的孩子，先后得到过小天使基金的救助，她也经常帮助马书军。

　　“人情难免。”任瑞红说，那些跪在自己面前的患儿家长，就是曾经的自己。

　　因为经常帮助患儿家属做心理辅导，在白血病病友的圈子里，任瑞红很知名。经常有“马书军们”上门求助，直接找她。“扑通就跪在你面前，我最后都不敢到办公室了。”任瑞红笑着说。

　　也有极端的家长，威胁要炸红基会，还有人打恐吓电话，“我知道你孩子在哪儿。”虽然生气、焦虑，但任瑞红深深理解他们。每个患儿的家长都有段扭曲的心路。任瑞红说，自己孩子得病的时候，她天天想着抢银行，琢磨了7天，逃跑路线都设计好了，“我不是和你开玩笑，我是真的想抢。”

　　难以抵达的直通车

　　马书军“截留”案，也从这些难以抗拒的人情开始。

　　他代替一些家长，向红基会提供账号，并从卡中把钱取走，留用，或分给其他家长。

　　银行卡，是马书军案的另一个关键词，这种被称为银卡直通车的资助方式恰恰是小天使基金资助拨款方式的创新。

　　“传统上，救助款一般直接打给定点医院，但小天使基金的定点医院非常少。”王汝鹏说。因为小天使基金身上背负的是白血病，这种病，让所有人避之不及，甚至包括医院。

　　王汝鹏说，除了北京有4家定点医院外，其他省市的资助款只能直接拨付给患儿家属。

　　与传统的通过地方各级红基会层层下拨相比，王汝鹏一直骄傲于“银卡直通车”的创新。“我们想让家长更快拿到这笔救命钱。”

　　事实上，在公开透明的努力上，小天使基金的制度设计，堪称公益项目的杰出之作。每个通过救助的患儿名单，都在红基会的官方网站定期公布。

　　然而，这种看似高效、便捷的制度设计，在马书军案中，似乎失效。

　　“我们一般都用存折，不知道银行卡怎么用。”患儿韩广福的家长说，上网，更是不会，也没条件。

　　向小天使基金求助的4000多个患儿，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中西部农村，与此次马书军案有关的患儿，几乎全部来自农村。这辆以网络和现代金融工具为轮，试图快速开往患儿的直通车，抛锚了。

　　破局的努力

　　一些小天使基金运作上的细节问题，也在马书军案中暴露，比如，患儿资料不全，电话核实不到位等。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目前，红基会的一系列制度调整已在进行中。一系列确保准确的细节，被重点关注，比如，没有留联系方式的资料，一律不予评审资助。

　　王汝鹏担心，如此关注细节，必然影响效率。

　　他的担心，或许有些多余，马书军案，已经让本就困难重重的小天使基金，命悬一线。巨大的信任危机，或可让本就不多的捐赠者丧失信心，甚至让这个全国唯一的白血病救助基金消失。

　　那么，众多患儿家长，将失去这个被理解成“政府救助”的唯一心理寄托。

　　“经常有家长，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打电话，如果我们不给他们钱，他立刻抱着孩子就回家了。”李塬说。

　　面对高额的治疗费，80%的家长在孩子确诊后就放弃了治疗，剩下的，只有4%能坚持到最后。

　　小天使基金给了他们一个坚持下来的理由。

　　在马书军留下的信里，他说：“虽然有了小天使基金，可几年下来，也没救助多少孩子，家长们还是靠自己、靠互助，孩子得这病，家长们同命相怜，谁家穷，病友们凑钱给救急，没借过钱的家长极少。”

　　已经离开小天使基金的李塬、任瑞红们，正在从另一种角度做着努力，他们期望探索出一套可以把费用控制在一定水平的治疗方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马书军案后，红基会对接受过救助的500多个患儿进行了回访，一些接受过救助的患儿，已经不在了。

　　马书军是谁？一个曾经的抗洪英雄，一个跪地乞讨救子的父亲，一个热心助人的小天使基金志愿者，一个“截留”善款的“骗子”……

　　马书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角色不断变换中，他所遵循的行为逻辑又是什么？

　　曾经的荣耀

　　5月26日，去警方自首的当天，早上8点，马书军给好友黎海（化名）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号啕大哭。

　　在这之前的晚上，他呆在弟弟段毅家。他在写一封长信，足足写了11页纸，近7000字。信被留在了段毅的电脑桌面上。信足足写了一个晚上，看着坐在电脑前的哥哥，段毅说，他觉得，哥哥很害怕。

　　在不算长的32年的人生中，马书军经常害怕吗？当15岁父母离异，没钱交学费而辍学的时候；当16岁只身在小煤窑挖煤，发烧了，老板不给看，独自一人走几十里路回家的时候；当儿子马骁帆查出白血病的一刹那，马书军害怕过吗？

　　马书军说，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他第一次静下心来，回想自己32年的人生。

　　信里，他说，“想当年，我只是个农村孩子，从小没爹妈疼，没教养，没素质，愣头青一个，还是穷小子一个，不懂得打点，所以也没入个党提个干学个技术什么的，快复员了赶上98年发大水，我们干的是舟桥旅，光指着别人往水里跳也不现实，想想自己本来活得就窝囊，还不如豁出去了，抗洪救灾嘛，不指望立功，起码也英勇一回，死不了的话还能留个好记忆”。

　　不过，马书军命大，不仅没死，还成了抗洪英雄，在后来编撰的1998抗洪纪念画册里，有他穿着橘黄色救生衣的照片。

　　那一年，他20岁，定格在那时的马书军，生平第一次享受被肯定和被夸奖的荣耀。

　　对于出生在1978年的人来说，吃野菜长大的经历似乎已不可能，马书军却是如此长大。15岁那年，父母离婚，小小年纪的马书军便不再有人管，没钱交学费，他辍学离开家，从此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17岁的时候，马书军想去参军，和朋友说起理由，只是因为那里能吃到白米饭。

　　当保安、下煤窑、参军，从河北涉县的一个小山村，到沈阳，到广州，到湖北，到天津，到北京，没几年的时间，马书军闯荡了近半个中国。

　　人生第一“劫”

　　回想马书军已经走过的人生，很多朋友都把马骁帆的患病，当成马书军重要的人生转折。

　　“如果孩子没得病，马书军也不会成为名人，更不会和小天使沾边，也就不会走上这条路。”黎海说。

　　马书军也这么想，信里，他说：“我马书军就是命不好，孩子不得这病，我也不会上小天使基金的节目，我也不会成为‘名人’，不会硬着脖子逞能当红基会志愿者，不会卷入这些是是非非，也就不会成为‘被追捕之人’。”

　　儿子得病，或许是马书军的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劫”。

　　“孩子确诊时，一下就绝望了，不知道路该往哪走。”前妻曹玉娇说。

　　马书军没有钱，他的大多数朋友和家人也没有钱。他需要选择——放弃，还是从此走上一条压力重重的路。

　　父母朋友都劝马书军放弃，事实上，这是80%的白血病患儿家长的选择。但马书军不愿放弃，他对朋友说，“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再受这个罪”。

　　可是，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房子卖了，家里人也借遍了，也就筹到了几万块。最终，马书军选择了下跪乞讨。

　　想起那段日子，马书军在信里说，“前几年，带儿子在天津看病，真是缺钱，房子卖了，家里人都穷，让我认命，抱孩子回家等死，我那时为了钱眼睛都憋得发蓝了，偷盗抢劫的念头动了不知道多少回，可我没那胆子啊，只能豁出脸去上街乞讨，人家给一块给十块给几毛钱，都是恩人啊，我要诚心诚意给人家磕响头啊，一定要磕出响声来，脑门磕破了，血跟眼泪糊住眼睛，满脸往下流，都看不清恩人长什么样”。

　　成为“名人”

　　马书军一直想着报恩。如果不是上了央视的公益节目，他的人生，或许完全不同。

　　“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要做公益节目，给白血病患儿募捐，让我出面做例子，说实话，那时我已经不特别缺钱，而且做节目也没说一定给我孩子钱，但我姓马的不能没有良心，只要是给患儿筹钱，需要我做什么我不会含糊。”

　　马书军上了电视，成了“名人”。在白血病患儿家属的眼里，他成了“有能量的人”，很多人来托他办事，无法拒绝。

　　“人家知道我，人托人找到我，我也是一个家长啊，我实在不能推辞人家，能帮一点是一点，帮一个是一个，我知道什么就告诉人家什么，用我自己的经历给家长打气，说小天使基金正在帮助他们，还有家长给我下跪，想我马书军就是整天给人家下跪的，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啊！”

　　或许，从那个时候起，马书军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被尊重和被需要，这让他有了幸福感，为了维护这份尊严，马书军“硬着脖子逞能”干。

　　“我一直劝他，这种事说不清楚，不能干，可他不听，非要逞能。”好友李塬说，在李塬的眼里，马书军江湖气太重，容易冲动，只讲义气，不讲规则。

　　“心软，讲义气，知恩图报”，几乎所有朋友提到他，都会用到这几个词。

　　“走在街上，只要看到乞讨的，他一定给钱，还不少给，每次都是100块，他总说，谁都不容易。”前妻曹玉娇说。

　　性格的改变

　　在对马书军性格的记忆上，他的父母和现在的朋友，有着明显的反差。

　　“老二不爱说话，很内向。”母亲邢河英说。

　　“马书军口才不错，能说会道，虽然没念过书，文笔却不错，他写的求助信，每个人看了都哭。”朋友黎海说。

　　这源于童年和成年的不同记忆，印证了马书军被时间和经历改变的人生。

　　出身贫苦、没有背景的马书军，渐渐有了自信。在小天使基金的办公室，他对着新来的志愿者说，“连我都不认识，你一定是新来的”。

　　他的世界，变大了。他的朋友圈里，多了志愿者、记者和红基会的领导。能有这些朋友，马书军自豪又珍惜，还有些小得意。在很多涉县老乡面前，马书军经常说，“放心吧，红基会的领导特别信任我”。

　　成为名人后，马书军开始向往另一种生活。有一些“截留”的钱，被马书军留为私用，买了电脑，请人吃饭。他也接受了一些家长买的手机。

　　虽然马书军说，这些都是家长愿意给的，都是事先说好的，但也有一些家长并不承认，说是马书军主动要的。

　　“马书军就是从小太苦了，所以，他也想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黎海说，可能还有一些困境，是马书军“收钱”或“要钱”的理由。他的儿子马骁帆，虽然治好了白血病，却感染了丙肝，特别容易感冒。

　　好几个朋友说，马书军见到他们，就是借钱。亲弟弟段毅甚至说，因为这个，他很烦这个哥哥。

　　“当初捐给他的钱，他都散出去给了别人，我一直劝他，要给孩子把钱留住，他不听，结果，孩子真病了，没钱治了。”李塬说。

　　即便如此，李塬也很难认可马书军是个骗子，“他顶多是出于某些原因，走了一条不恰当的路，人绝对是个好人”。

　　他的逻辑

　　目前，马书军承认的事实是，他把批来的钱，分给了其他患儿。就这一点，他一直不觉得自己有多大错。他的逻辑很简单，“家长凑在一起取取暖，不犯法”。

　　“我收到的资助款，也一样给人家。当时兜里有多少钱就给人家多少钱，几千的，几百的，记不清有多少。”马书军说。

　　好几个朋友都曾亲眼看到，马书军把刚刚筹来的一万块钱，当场掏了6000元给别人。

　　马书军没读过几年书，也不懂法律，他对事情的判断，依赖于世故人情和自己的经验。马书军说，“钱既然给了家长，就不是红基会的，家长有权支配”。

　　只不过，这一次，他的价值观和法律的普遍规则，发生了冲突。

　　事情出了后，马书军后悔了，他在信中说，“要说真不后悔，那是假话，我孩子也有病，我不但不在家陪孩子，整天在外边跑，还往外掏钱，妻子跟我闹别扭，后来离婚，留下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孩子本来就有病，现在妈也没了”。

　　“他跟我说，当初不掺和这些事，也就不至于落个这样的结局。”黎海说。

　　最牵挂孩子

　　当红基会的一纸声明把马书军推上嫌疑“骗子”的角色时，马书军正在涉县。他正在努力弥补自己的错误，拼了命找人借钱，找曾经接受过他帮助的人给他出来作证。

　　在朋友的电脑上，马书军看到了关于自己“截留”善款的新闻报道。

　　“他很失落。”黎海说。在留下的信里，马书军自称草民。他说，“我马书军不过是一个小保安，永远不敢做发达梦。儿子病看好了，活下来了，将来可能还是当个保安”。

　　马书军的儿子马骁帆，今年已经8岁了。这个从小就在“外面混”的孩子，懂事早。问起爸爸的工作，他一闭眼，“我不想和你说，说了你们会嘲笑他”。

　　再问，他就语速极快地说：“给人家下跪！”

　　马骁帆是马书军最后的牵挂。“孩子没人照顾，他现在白血病还没好，又感染上丙肝，他妈妈走了，又没个爷爷奶奶可以依靠，再说这么一个病孩子谁敢收留呢，他就我一个亲人了，我马书军可以不是好人，可以被人家侮辱责骂，但孩子是无辜的啊，我既然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就不管怎么样也不能丢下他。”

　　虽然当初救孩子的时候，马书军给自己的理由就是，“不想让孩子成为过去的自己”。

　　可如今，马骁帆见不到爸爸，思念着远在北京的妈妈，羡慕着能上学写字的同龄人，仿佛20多年前的马书军。

　　人物简介

　　马书军

　　1978年生于河北涉县圣寺驼村。

　　1996年参军。

　　1998年在湖北参加抗洪，成为抗洪英雄。

　　2005年儿子马骁帆患白血病，他在天津跪地乞讨，引起媒体关注，为其进行募捐。

　　2006年参加央视《开心辞典》举办的公益特别节目，获得小天使基金救助，之后成为小天使基金的志愿者。

　　2009年5月红基会官方网站发表声明，称马书军涉嫌截留善款30.75万元。

　　目前，马书军已被北京东城警方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