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检总局:压力下的忙碌
5月28日端午佳节,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下称质检总局)局长王勇,副局长支树平等相关司局负责人,此时去正分别前往上海、北京、西安等地,考察口岸一线疫情防控工作。高压下的忙碌,对质检系统工作人员而言,这样的节日似乎早已是生活的常态。
时代周报记者 赵卓 发自北京
备受指责,压力沉重,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履职不到一年的“质检第一官”王勇如何带领全国质检系统22万员工迎接质检工作的新挑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重拾国民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如何挽回国际声誉,担负起重构“中国制造”的使命?
无奈的抽查
三鹿事件后,质检总局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李长江局长引咎辞职,“好多人都感到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甚至有人打起了开溜调离的小算盘,质检总局新任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吴清海曾这样向央视记者描述那段日子。
质检总局的成立要追溯至2001年,当年国务院决定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与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正部级),主管全国质量、计量、出入境商品检验、出入境卫生检疫、出入境动植物检疫和认证认可、标准化等工作。
2004年,质检总局从卫生部门手中接下食品安全这块烫手的山芋,监管范围进一步扩大。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号)规定,从计量、标准化、进出口检疫、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到几乎所有产品的质量监督管理,全部归于质检总局麾下,一位基层质检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接管食品安全时,基层质检部门几乎没有单设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更没有专业的食品检测人员,接管后人员编制也没有相应增加多少。
长期以来人员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质检系统。某地级市质监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自己所在的市下辖四区一县,市质量监督技术局和下属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要负责四个区的质检工作,市质监局工作人员有50多位,但是真正一线的监管人员不过十几人,要负责食品、水质、石油、化工、纸品、机械、电子电器、皮革、鞋帽、服装、玩具、珠宝、工程材料等400多种(类)产品、3000多家企业的质量检验工作,这还不包括更多的小型家庭作坊式企业。
“工作重点主要是在食品安全方面,基本上都是抽查”,该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就算再问责、再加班、十几个人也忙不过来,光是抓食品安全就已经焦头烂额了,加之装备、经费十分有限,“每逢开展生产专项治理整顿时,我们就只能到处请外援,而平时就只能祈祷企业千万别出事”,据该人士表示这种情况各地基层普遍存在。
艰难的垂直管理
不光地方质检机构是这样的情况,质检总局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毒奶粉事件以后由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司长转任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的吴清海曾经表示,3年前食品生产监管职能从卫生部划归质检总局,从上到下没有给一个编制,“全国专责食品生产监管的内设机构1200个、人员总共只有1400人,而他们面对的监管企业超过45万家。”
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一位领导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他常常受到各种抱怨,认为质检总局对缺陷产品的管理和召回力度不大,但是他所在的部门要负责缺陷产品召回、重大产品质量事故调查、产品质量三包等多项工作,却只有3个编制,“限于人力物力,实在是抓不过来。以后会慢慢好起来吧。”
收入指标问题也成为困扰质监部门的难题。地方质检机构虽然表面上是垂直管理,但地方政府会把质检局看成政府组成部门,因此在对地方纳税的重点企业进行监管的时候,质检局必须“看脸色行事。”而利益导向和机制设置,决定了地方质检局的“不作为”。前述市质监局工作人员表示,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但是基层质监局收入指标问题还是普遍存在,并且直接和工资奖金挂钩。
在2008年8月30日举行的质检干部大会暨质检工作研讨会上,时任局长的李长江也曾指出“有些基层局的工作仍然是以收费为导向,追求的是罚款收入,甚至以服务之名行收费之实,乱罚款、乱收费、乱办班,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问题还经常发生。有的机构打着总局的旗号,拉广告、搞赞助、乱评比,甚至招摇撞骗,严重损害质检部门的形象。不少企业对此意见很大,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反映。” 但是这个质监部门的毒瘤顽疾至今也没能完全消除。
寄望协会的力量
如何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管工作,许多业内专家纷纷支招。一位不愿署名的食品安全专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可以考虑“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该人士表示,人类已知的化学物质已经超过40万种,受环境影响与制约的食品安全风险愈来愈大,现在的食品生产监管打的是“化学战”,把所有非法添加的物质都面面俱到地检测出来,对质监部门而言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食品行业的“潜规则”却很难瞒过行业协会的眼睛,因此行业协会监管企业,质检总局监管行业协会,或许会有很好的效果。
环保专家、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董金狮对时代周报记者建议:应该将检测机构与政府机关脱离。现在有很多的声音质疑质监,既为检测者,又为执法者,两者难免不被人联系到暗箱操作。“很多专业的检测机构发现不了问题,要由媒体或者其他组织发现。”这就是政府下辖检测机构的弊病。
基层的一位质检因此检测检验机构应该推向社会,也有利于这些机构在竞争中更快地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人员希望坚决制止执法与经济收入挂钩的做法。质监工作主要就是执法,若执法者都重经济利益而漠视法律,又谈何公正,谈何科学,谈何责任?徒助长歪风斜气。不少地区明着说没有,实际上却以经济收入来考核执法人员,奖惩与收入挂钩。此做法不禁止,对质监今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风口浪尖上的王勇
此前王勇在接受中央台专访时说了一句话: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
时代周报记者 赵卓 发自北京
“五加二,白加黑,年节假日从来无休”,一位质检总局的官员这样向时代周报记者描绘新任局长王勇的工作状态,这几乎也是王勇任期所有质检人员的工作常态。
在此前的七年里,国内食品安全事故一宗接着一宗,:2004年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2005年“苏丹红”事件、2006年“红心鸭蛋”和“多宝鱼”事件……质检系统不作为的指责不绝于耳,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再次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火线点将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王勇走马上任,需要他一肩挑起的重担不仅是重塑质监部门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恢复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重拾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信任。
2008年9月22日,在有国务院分管质检工作的副总理王岐山出席的质检总局干部大会上,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宣布免去王勇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任命其为质检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出任国务院下面的直属局领导的情况并不多见,更多是出任国务院直属部委的领导或是去重要省份做封疆大吏,这亦表明中央对加强质检系统管理和领导的重视。
时年53岁的王勇曾先后任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政治部副主任和人事劳动教育局负责人、中央组织部企业干部办公室主任、中央组织部干部五局局长、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人事)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和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并在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
“中国食品安全是分段管理、五龙治水,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总局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尤为重要,而王勇多年的人事工作经验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资历,在‘救火’时尤为重要。”一位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救火队员
而在王勇国资委同仁的眼里,王勇是国资业内“温和铁腕”的代表。“很有原则性,执行能力很强,善于抓主要矛盾。”而后王勇的表现似乎也印证了这些看法。
王勇的工作从倾听民意开始,就任的第二天上午,王勇来到国家质检总局大楼5层的信息中心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投诉集中的问题。王勇对来自社会的声音的重视显然是因为此前的一件事:对于三鹿奶粉质量问题的举报并没有引起国家质检总局的重视,甚至这条信息被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屏蔽。是以,王勇再三告诫工作人员,食品安全咨询热线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很有意义”,并要求工作人员“科学、耐心”地解答投诉问题,服务于民。
确保乳业安全拉开了王勇质检生涯的开端,而后王勇的每一天都像是在战斗。
难忘八个月
2008年10月1日国庆节,王勇往河北望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河北新希望天香乳业有限公司考察,2009年1月1日元旦晨,王勇乘坐京津城际列车到天津检验检疫局视察,集中查验场库,下午赶回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考察出境检疫通道和入境检疫通道、2009年1月25日除夕,王勇往港口城市秦皇岛检验检疫局,了解农药残留同时快速检测科研工作、2009年1月26日大年初一,王勇来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看望了张钟华院士。2009年5月28日端午节,王勇在上海虹桥机场、浦东国际机场部署防控甲型H1N1流感疫情工作……
此前王勇在接受中央台专访时说了一句话: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这样的决心让王勇带领质检总局走过“焦头烂额”的2008,也是这样的决心,王勇开始力除积弊重树形象:封杀OMP、严查毒餐具、大力推进农业服务业的标准化、减免出口农产品、纺织服装出入境检验检疫费、防控甲型H1N1流感……
不过王勇上任伊始,也有专家表示了疑虑,政工干部出身的王勇,缺乏理工专业知识和质检工作经验,“主管产品质量这一块,应该由行家负责。”上述专家表示。
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中,知情人透露,成功完成救火工作的王勇或将在下半年卸任质检总局局长的职位,回到他曾熟悉的岗位。
8个月的救火队员的工作,一定会为王勇的记忆添上难以忘怀的一笔。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