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进入新世纪，联合训练潮高浪急，大力推进有鲜明特色的联合训练，正成为推进我军军事训练转变的主旋律。唱响主旋律的关键是什么？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共识——联合训练必须常态化。当然，在现有条件下，我军联合训练常态化困难不少，攻克那些高难度的障碍，非一日之功。除了信心、智慧与毅力，还需要形成整体攻关的合力。最近，记者参加了“联合训练常态化”座谈会。嘉宾们广开言路，谈锋犀利，客观务实。现将发言整理出来，与关心联合训练的人士共同分享。

　　目光敏锐的人们已经发现，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风头正在转向。在经历了数年的高速推进之后，变革风潮从武器装备、体制编制、组织管理等“深耕”过的领域，开始向军事训练领域转移。其锋芒所向，直指联合训练。这是因为，训练领域汇集了众多新军事变革的创新元素与顶尖成果。这些元素与成果的可信度、承载度如何？只有放到“准战争实践”——练兵场上“通关”，才能最终决定取舍。而联合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形式，是检验各项“产品”的“终审台”。过了这一关，就领到了未来战场的“准入证”。

　　联合训练的常态化问题，向军事训练发起严峻挑战。这个“闸门”一旦打开，便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对诸如体制编制、运行机制等屡攻不克的关键性瓶颈，产生不可逆转的冲击力。胡主席在最近一次重要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抓住联合训练这个战斗力生成的关键环节，正确把握联合训练的内涵、标准、要求，不断创新联合训练内容、方法、手段，建立健全联合训练长效机制，努力把我军联合训练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体察军事变革的新走向，抓住历史赋予的宝贵机遇，迅速形成全面推开诸军兵种联合训练的整体合力，是我军训练领域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你看清目标了吗？

　　——要准确定位我军训练的发展坐标，必须先看清外部世界的变化

　　军事训练已经进入深度改革阶段，就是由合同训练进入联合训练阶段，这个坎可以说是非常难跨越的一道坎，甚至是世界性难题。强国军队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搞了若干年，也不能说完全走上了正轨。研究联合训练，首先应当注意今天强国军队的训练转型，看看世界潮流的变化。据说美军目前已经完成了三次训练转型，期间充满了曲折与反复，付出了很大代价。

　　查金路(军事科学院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副部长、少将)：看清潮流，才能看清目标。应该说美军用了30年时间，才完成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越战结束以后，主要是以“质量为取向”，用严格的“训练质量标准”，取代以“训练时间和定额为标准”的训练制度，为联合训练打基础。第二次转型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冷战结束之后，主要是运用“分布交互式”的训练手段，建立三军可以联通的技术平台，明确联合作战所必备的整体素质与能力要求，解决如何“联起来”。第三次转型始于本世纪初，总结了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和前两次转型的经验，开始在组织体制上“动手术”，组建“联合部队司令部”，作为专门负责联合训练的组织机构，从而确立联合训练的主导地位。这是一次极有深度的变革，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近年来，俄、英、法、日、印等国的军队也都朝这个目标发展。

　　袁林(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研究员、大校)：以前，美军是由各战区司令部组织联合训练，1993年，当时的国防部长阿斯平主张从陆军、空军和陆战队中抽调作战部队，交给美国大西洋司令部指挥，进行联合训练。随后，克林顿总统正式签发了文件，规定“美国大西洋司令部统管陆、海、空以及陆战队的联合训练”。这样，原先以海军为主的大西洋司令部，就成了拥有4个军种的联合司令部，主要是搞联合训练。1999年，他们先把“大西洋司令部”改成“联合部队司令部”，2002年又把它负责的地区防御作战任务，交给欧洲司令部和新成立的北方司令部。这样一来，“联合部队司令部”就成了专职的联合训练机构。平时，就是负责美国本土各军种联合训练；战时，负责向海外派遣训练有素的联合特遣作战部队。目前，“联合部队司令部”负责训练的部队已经占80%。

　　于东兵(军事科学院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研究员、上校)：美军目前的联合训练很有特点。一是找准“用户”，“搞清用户需求”，以各作战司令部最高司令为“用户”，他需要什么能力的联合作战部队，就训练什么样的联合特遣部队。二是层次“下沉”。以前联合训练重点在战役层次，但这种训练框架已不能满足当前联合作战需求。所以，从伊拉克战争开始，美军根据战争规模缩小的特点，开始组建“联合特遣部队”，陆军以旅和营为基本单位，其作战编成包括了陆、海、空军等不同兵力，就连一个“联合特遣营”，也派有空军或海军航空兵的目标引导员或军种协调员。美军反恐大都也采取联合行动。

　　1

　　 发表评论字体：↑大 ↓小

　　“实践先行”灵不灵？

　　——重温我军联合训练的历史轨迹，会看到“聚沙成塔”的威力

　　搞联合训练，不应该用概念去思考，好像没有概念就什么也干不了。空想的概念，一放到实践中立即解体，只有从实践中提炼的概念才有意义。联合训练不依赖于空洞的概念而存在，非要用设想的概念去描述很复杂的训练现状，有些言不及物。

　　我军目前还处于联合训练的初级阶段，如同经济改革初期一样，只有“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习惯于理论先行，搞清了理论再往前走，目前连什么是联合训练都有争论。但是联合训练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照搬美军的、俄军的没有用。而且，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坐而论道，纠缠于理论之争。只有“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

　　蒋亚民(军事科学院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军事训练研究室主任、大校)：我军在建国初期就开始了联合训练的探索，尽管很初级。1950年12月31日，总参谋部颁发了《关于1951年军事学校教育方针及部队训练基本内容的规定》，首次提出了联合作战的概念，要求全军掌握现代技术，开展联合训练，学会联合作战。

　　1955年1月进行的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联合作战。参战兵力包括陆军师、海军舰队、航空兵师等。战前，参战部队在各军兵种分训与指挥机构联训的基础上，又按照预定作战方案组织了三军联合实兵演习，着重演练了联合指挥与协同动作，算是初次尝试了联合训练。

　　1955年11月，我军在辽东半岛进行了三军联合抗登陆实兵演习。这是我军训练史上一次规模大、层次高、参训军兵种多的联合演习，陆军、海军、空军10多个师级以上单位的首长机关，以及30多个团级部队共约6万余人参演。演习中，陆、海、空军部队根据抗登陆战役任务，重点演练了联合制空、联合制海和反突击等作战。

　　1981年9月，我军在华北地区组织了大规模陆空联合演习。参加演习力量有陆军、空军及其他部队共20多个师级以上首长机关，40多个团级作战部队，兵力达11万人，出动坦克装甲车几千辆、飞机几百架。主要演练了空军夺取制空权、空军支援地面部队、陆空协同作战等。当然，今天的联合训练已不是过去的概念了，但实践总是一点一点积累，聚沙成塔。

　　姚江宁(军事科学院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研究员、大校)：新的规律隐藏在最深处，只有通过丰富的实践，才能发现它。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我军根据多年来的训练与演习，编写了新一代作战条令。其中，《联合战役纲要》的颁发，标志着我军联合训练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为了做好现实军事斗争准备，我军相继组织了一系列战略级、战略性战役级的联合作战指挥所演习，组织了“联合”和“砺剑”等系列的联合实兵演习。各军区和海、空军在现有指挥体制下，通过建立若干个“联合训练协作区”，使有一定条件的军兵种部队普遍展开了联合训练。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完善训练机制、修订训练大纲、建立协作关系等诸多办法，逐步趟开了有自身特色的联合训练路子。实践证明，联合训练不必等到创造出所有条件之后再展开，也不必等所有的分歧都争论清楚之后再进行。重温我军训练史，已经清晰看到了联合训练的发展轨迹。

　　2

　　 发表评论字体：↑大 ↓小

　　战术层能不能“联”？

　　——联合训练是一种逐级联动式的递进，各个训练层次都要“联”

　　从训练规律看，有了逐级的“联”，才有整体的“联”。但联合训练构成要素多，制约要素也多，“联”的要求在战略、战役层次好体现，而战术层的“联”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毕竟条件不够。高层次能实施联合训练，低层次行不行？好像争论很大。

　　崔江林(总参军训和兵种部军兵种训练局参谋、大校)：战术层联合难是事实。但在实战中，战役以下层次的联合作战是经常发生的。战术层联合行动是落实战略战役指令的关键，战略层次的联合指挥，最终要体现在战术层次的联合行动上，不解决战术层的“联”，训练在这个层面就与实战脱节了。近期局部战争实践表明，在信息化战场，除了联合战役，也有联合战斗。随着战争的规模与烈度将受到控制，联合行动的重心“下沉”趋势明显，没有战术层的“联”，就无法使战术、战役和战略各个层次出现“联动”。

　　联合训练制约条件多、训练跨度大，各个训练层次能否“联动”，取决于指挥控制能力，更取决于诸军兵种部队的联合行动能力。强化战术层次“联”与“合”的基本功，才能实现各个层次的链接。显然，联合训练存在于各个训练层次。

　　任何表象都是深层原因的反映，战术层联合难是因为体制、装备等“软肋”的制约，还要突破不少障碍，才能把战术层次的训练联起来。目前，并不是每支部队都具备“联”的条件，面上的部队还是要按军种训练大纲进行。过去，在战术层次训练中，各军种部队驻地相近，但却不相往来，只是在年底的实兵演习中简单配合一下，然后又分开训练，战术层次的联合能力提高不快。必须将有条件的部队组织起来，在全年度中开展战术层次的联合训练，靠常态化解决问题。

　　3

　　 发表评论字体：↑大 ↓小

　　价值仅仅是一次联合演习吗？

　　——保持常态化的联合行动能力，其价值大于一次成功的联合演习

　　每年一次的联合实兵演习，是检验联合训练成效的高级形式。但如果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一年一度的联合演习上，联合训练便带有“一次性”的色彩。而常态化是战斗力标准的要求，如果只注重每年一次的联合演习，对联合基础训练、联合专项训练抠得不细、不实，联合训练质量很难有保证。联合训练的好坏不能根据一次演习来判断，而要根据全年训练活动综合判断。联合训练必须从贯穿全年的努力中产生价值。

　　王继平(济南军区军训和兵种部部长、大校)：为了克服“一次性”，必须把联合能力训练突出出来，即从基于任务的联合训练，向基于任务与基于能力相结合的联合训练转变。基于任务的联合训练着眼于应急作战，强调紧贴作战方案施训。这种训练指向单一，当面对多种作战任务时，往往显得应变力不强。近年来，济南战区训练协作区的训练实践，提出了联合作战必须具备的“六种基本能力”，其着眼点是在需要时，可以执行任何一种联合作战任务。

　　“先能力，后任务”是常态化训练的要求。按照这个规律，联合训练首先需要进行能力训练，尔后再结合具体任务。联合指挥机构和联合作战部队在经过扎实有效的能力训练之后，便掌握了多种“联”与“合”基本要领，能顺利进行基于作战任务的联合训练，遂行多样化联合行动任务。

　　毕毅(沈阳军区军训和兵种部副部长、大校)：基于任务与基于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对后者是牵引，也是检验。基于能力训练主要着眼于打基础，通过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分到合的联合专项训练，掌握联合训练的一般程序、方法，完成从不熟练到熟练的转变。

　　能力训练主要是掌握联合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院校教学、任职培训、在职集训和岗位练兵完成。而后，结合任务进行整体训练，着眼于提高联合行动能力，对象包括遂行作战任务的建制单位或临时编组单位，主要依托大型联合训练基地和联合训练协作区进行。建立大型联合训练基地与建立联合训练协作区，是联合训练常态化的基本保障。

　　汪竞(总参作战部战役训练局参谋、大校)：联合行动样式多，所需能力不同，训练内容和方法也不尽相同。联合作战训练，主要包括联合作战类型、样式和各种行动的训练，这是联合训练的主体部分。新的历史时期，非战争联合军事行动训练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主要包括反恐、维稳、处突、维权、维和、抢险救灾等联合行动训练，其训练效果在汶川抗震救灾、奥运安保中已得到充分体现。这些都不是一两次演习所能解决的。怎样避免操作性失误？——必须克服浮躁情绪，精心施训，避免陷入形式和流于空泛

　　训练场上流动的浮躁情绪，是联合训练常态化的大敌。就像“萝卜快了不洗泥”式的发展，不切实际地压缩出成果的周期，不经过扎实的基础训练就搞整体联训，欲速不达。太急于出成果，会对常态化失去耐心，也可能暂时取得一些昙花一现的成果，但当成果带来的利益小于预期时，就容易放弃，或改变当初的选择。利益一旦成为训练的驱动力，就严重偏离了联合训练的价值中枢，联合训练就永远停留在浅表层面，没法深入。

　　王重敏(南京军区某集团军副参谋长、大校)：联合训练是一项讲究质量的活动，急躁就不对了，如果是浮躁风气在驱使，就更糟了。不能单纯地以数量和速度论成败，不能用空洞的套话替代有力度的操作。

　　训练发展到今天，容易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遇到了新的瓶颈。可以从训练对象和内容两方面看。就训练对象而言，联合指挥机构是联合作战体系对抗的核心，联合作战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对作战成败有决定性，而联合指挥能力的培养是关键性瓶颈，难度大、周期长。就训练内容讲，联合作战战法历来是难点，短期内解决不了，要把常态化方式贯穿训练始终。

　　房国平(海军合同训练基地司令员、大校)：目前最大的盲点是找不到重心。不同的层次，能力需求不同，重点也不同，不能上下一般粗。战略层次，应以统帅部和领率机关为重点，注重联合训练的全盘筹划；战役层次，应以军以上联合作战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为重点，侧重联合训练的组织决策和过程控制；战术层次，应以诸军兵种部队间的联合行动为重点，着重提高诸军兵种部队的整体行动能力；联合基础训练，则应以诸军兵种部队间的专项联合行动训练为重点，如陆、海军之间的联合装卸载训练，海、陆、空军之间的联合破障训练，陆、空军之间的目标指示与打击效果评估训练等，着重提高诸军兵种部队之间的行动融合能力。

　　张建平(空军军训部副部长、大校)：联合训练领导体制是“软肋”，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这里。但说易行难，不可能一上来就立马在体制上下刀子。为减小震荡，可先从机制入手，哪里阻碍就先改哪里，积小成大，最终水到渠成地完成体制改革。

　　无论总部和战区建立什么样的联合训练机制，在军一级尤其是师级以下部队的联合训练，还是依托联合训练协作区，不可能都是联合一体的作战部队。平时将任务相近、驻地相邻、有一定条件的师级以下诸军兵种部队，组织在一起联训，战时才能将互不隶属、但经过联训具有联合能力的军兵种部队，快速聚合成一个联合作战的整体。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