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记忆

　　蒙秀芳

　　原东莱银行

　　金城银行旧址

　　天津的“北四行”，在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进程中，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谓“北四行”，即创建于20世纪前后的天津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当时这4家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别被称为“北四行”、“南三行”。

　　走进历史可以发现，19世纪80年代天津开埠之后，最先进入城市的是具有现代化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的外资银行。为什么呢？除了因为租界的划分为外资银行落户天津提供了先天条件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与世界发展进程相比，天津金融业比较落后，巨大的利润空间和自我扩张的可能性，是一个无法抵御的诱惑。

　　从某种意义上说，外资银行的进入产生了对中国金融业的启蒙作用，20年后华资银行纷纷落地，特别是天津各种金融活动更加活跃，被公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多种资本形式的银行争先恐后，齐头并进，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使天津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于微观之中，华资银行的稍晚出场，有着他特有的历史背景——在国内，孙中山先生正大力倡导扶助农桑，发展工商实业，使银行业的发展成为现实的需求；在国外，一战正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外人于忙乱中无暇顾他，这正是中国民族（不仅银行业）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为官商合办，是具有近代意义的第一家华资银行。作为北方金融实力的代表，“北四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同样业务发展迅猛，异军突起，在国内造就了重要的影响力。四行中成立时间最早的是盐业银行，于1915年开业，最初由张镇芳任经理（袁世凯的表弟），为官商合办银行，袁世凯死后，彻底改为商办，吴鼎昌（天津造币厂厂长）任总经理，吴鼎昌精明强干，他不断地充实股本，扩大银行规模，把盐业银行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以投资工商业闻名的金城银行创建于1917年，由财经专家周作民一手创办，创建初期其股东以倪嗣冲等大军阀为主，后周作民逐渐通过增加小额股本等办法有效削弱了军阀对金城银行的控制力。周作民财经背景出身，极富经营头脑，善于结交各方面势力，在他的精心努力下，金城银行在创办后的几年中即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存款额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跃居全国私营银行第一位，到了30年代后期，金城已经成为一个机构广布、称雄一时的大银行。支持和投资民族工商业是周作民的重要经营思想，在其指导下，金城银行投资了100多家企业。

　　说到银行对企业的支持，堪称典范的是金城银行与永利制碱公司之间的故事。当时，永利制碱是国内首家国人自己创办的民族企业，而且正面临着技术、人才、资金等一系列难题，与此同时英商卜内门公司（制碱行业当时几乎完全处在该公司的垄断之中）百般干扰和阻挠。更重要的是在资金方面，永利制碱面临的缺口一次比一次大，在外人看来永利几乎变成了一个无底洞。给不给永利贷款？金城银行的董事会上，绝大部分人表态：“永利前途未卜，其他银行都在谨慎观望，甚至唯恐避之不及，我们金城为何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支持它了，否则金城势必被拖下水……”董事会成员所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周作民思忖再三，还是表达继续支持永利的观点，理由是“范旭东有能力扭转企业的局面，我相信他的人品和人格，更相信他的事业”。尽管如此，董事会还是不支持他的想法，最后周作民力排众议，对永利的贷款从10万，增加到60万，到120万，再到200多万、300万，贷款额度一路逆流而上，最终帮助永利摆脱了资金短缺的束缚，成就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番事业。而金融家周作民与实业家范旭东的至深友谊也被传为一段佳话。1919年大陆银行成立，总经理谈荔孙，该银行由谈荔孙（字丹崖）、许汉卿等人共同注资组建。原定银币200万元，后增至500万元，1946年再次增资为1000万元。大陆银行在天津、汉口、南京、青岛、杭州等地分设40余处分支机构。主要业务以组织存款和发放贷款为主，并办理信托、仓库等业务。该行的仓库业务在各家银行中独具特色。当时天津的对外贸易为英商洋行所垄断，大陆银行为了夺取这项业务，使抵押借款有所保障，于1925年在天津解放桥畔建立大型仓库2处，河东区建立1处和租赁1处，大量存放商品货物。其栈租虽按同业中规定收费，但对本仓库所出的栈单，作抵押借款时利息加以优待。经过两年的努力经营，大陆仓库夺取了英商洋行十分之七的业务。

　　中南银行创办于中国民族工商业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南洋华侨黄奕住于1921年出资创建，胡笔江任总经理，中南银行因主要投资人黄奕住资力雄厚而成为当时资本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银行开业不久便取得了钞票发行权，这使其成为国内绝无仅有的一家享有如此特权的商业银行。除了发行钞票外，中南银行还大力发展国外汇兑、贸易、保险、信托等业务，在创建之后的十几年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随着日寇入侵，以及投资人黄奕住的病逝，中南银行的经营开始走向下坡路。

　　在社会动荡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银行家经常面临着人身威胁，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都有过被绑架的经历。1928年8月的一个深夜，胡笔江在看望老友回家的路上，被突然冒出来的六个匪徒劫持，汽车被匪徒控制，两肋被两只手枪抵住，一直被押往匪窝。二十天后，胡笔江终于被亲友集资赎回。事后，他给中南银行董事会及亲友写信回忆此事，称“忧煎烦急，精神、身体两者俱伤”、“旁皇日夜，寝食皆废，多累之家，不堪再祸……”作为一代金融巨子，胡笔江最终也没能逃脱厄运，1938年8月，他在去重庆的飞机上被日军袭击，当即遇难，时年57岁。日军的这次行动本来是将孙科作为杀害对象，却没想到阴差阳错。事后，日军明知搞错了对象，却仍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打掉中国金融界巨头也是日军的一大胜利”。胡笔江遇难，各界痛悼。

　　就这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四行”的发展势头迅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的金融领域，其经营方式和业务范围也各有侧重，其侧重点往往由领军人物的经营理念决定：如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喜欢购买公债和外币债券，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对购置房地产情有独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则把投资工商业视为“天职”，中南银行胡笔江则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国外汇兑的责任。

　　“北四行”最大的创新在于他们不失时机地“强强联合”。1922年“北四行”成立“联营事务所”，开辟了国内银行之间合作的先河，成为当时效益极佳、影响颇大的一项创举，其中分支机构“四行准备库”发行的钞票在国民中取得了很高的信誉，“四行储蓄会”赢得了众多的存户，存款额节节攀升。1931年，“北四行”联合斥巨资兴建了当时国内最高的建筑——国际饭店，该饭店共24层，被称为“远东第一楼”，这一称号保持了30年之久。国际饭店是奢华的消费场所，常常名流聚集，宋美龄、张学良、陈纳德、梅兰芳等各界名人都是这里的常客。国际饭店的兴建为四大银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于无形中增加了储户的信任度。遗憾的是，在经历了十余年发展旺盛时期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金融统制，四行联合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联合银行”的理想最终不得不归于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