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原高考乱象中还有什么“尚可庆幸”？

    □晨报特约评论员 杨耕身

　　今年2月9日，新华社刊发对甘肃天水2008年高考舞弊案尘埃落定之际的思考时写道，“在天水高考舞弊案中，主要被告人蒋鑫构筑的利益链条完美地把派出所、学校和招办纳入进来。

　　6月1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高考前后，一则丑闻在松原市扶余县传开：县一中两名教师因出售作弊器材被抓捕。而作为对这则丑闻的呼应，是高考舞弊器材在松原的泛滥及在考生中的应用之广，同时还有松原已经沦为一个巨大“买场”的事实。这个所谓“买场”，就是花钱买通监考老师和同一考场的其他考生，抄袭他们的试卷。被收买的老师不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帮忙传答案，或者放风，以免被巡视员撞见。记者调查发现，松原考场监考老师“不敢太深管”的现象比比皆是。

　　此种高考乱象，不仅使松原公然上演一场罪恶的狂欢，也成为对中国高考起码公平性的极尽羞辱。至于天水的庆幸与松原的现实，则只能表明当正义仅靠“监考”来执行时，其实是多么脆弱易碎。如果说，一些尚可庆幸的因素的出现，使我们总是在濒于绝望之时免于最终的沉沦，那么现实则永远不惮以最无情的方式向我们揭示出，倘若公平只能以一些尚可庆幸的因素来维系，其结果可能是更大的不幸与更大的悲哀，那便是正义及公平力量的全线溃败。

　　没有更权威的说法表明松原相关部门的溃败，但报道所陈列的事实不容回避：扶余一位老师表示，有外地学生费尽周折，转到这里参加高考，虽然她自己从没在自己的班上见到这样的孩子。这其实是对公安部门关于高考移民管理的追问；学校方面，通过出售作弊器材，扶余一中教师几天内就获利80万元左右的事实，足以表明一切；教育部门方面，报道显示，6月3日一分完考场，有人立即从县教育局拿到一张单子，上面列着其儿子所在考场考生的姓名、学校、模拟考试成绩单等信息。“材料整出来了。哪一场，都有谁，你要没有人，都看不到这单子。”

　　松原案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彻查。对天水案，其时新华社还写道，“派出所、学校和招办这些部门在这一利益链条上全面失守，保障高考公平的堡垒从内部攻破……”，这个情形是否可以一字不落地用在松原舞弊案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又是什么？不管怎样，松原如此乱象，让人相信各个环节的清白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该市招生办主任张大军介绍今年高考情况时却指出，全市共发现作弊29人次，其中替考6名，并表示“这些舞弊人员只是个别行为，这次高考较为平稳、圆满、顺利”。这般圆满顺利，倒正应了松原市前郭县一名与被抓的4名作弊者同考场的考生所言，“那4个只是被抓了当典型，成了替死鬼。”

　　在某种不言而喻的权钱规则及教育体制下，高考制度已被视为有着最低公平的门槛，一如前文所说的那种“尚可庆幸”。但这个“尚可庆幸”也终于难免不幸的结局。回顾近年历次高考，几乎都伴生一些重大的舞弊丑闻。有人曾上溯至科举时代的舞弊现象，总结出治理高考舞弊乃“天下第一大难事”的结论。或许事情真是这样吧，但我同时也禁不住想，即使治不了高考舞弊，我们难道也没能力治理权力机关及职能部门在舞弊案中的集体失守乃至沦陷吗？要我看，当权力能得到治理，高考舞弊案即使不能杜绝，也能事半功倍。

　　无论如何，松原高考舞弊案已经让我们彻底失去了“尚可庆幸”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