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10万元赔偿金，小田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一年来纠结于心的种种担忧和不快一扫而光。此时，他最想感谢的是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们。

　　小田是山西省长治市的一名农民，去年他到太原一家工厂打工期间，因发生事故多处皮肤被烧伤。企业在支付了先期的治疗费后，便再也不管不问。几次催促无果之下，小田只好回到老家休养。

　　陷入生活困境的他，拨通了山西省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通过该中心协调，太原市法律援助中心受理了小田的申请，长治市法律援助中心在调查取证方面给予了积极协作。两家合力配合，终于促使企业与小田达成赔偿协议。

　　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

　　今年6月，司法部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推行法律援助十项便民措施。

　　在山西省司法厅厅长王水成看来：“这十项措施很全面，很有针对性。尽管是今年才提出来的，实际是对各地工作经验的一个总结。”

　　法律援助，如何让有理无钱者更便捷地享受公平正义？正在此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上，代表们有自己的看法。

　　法律援助：从陌生到熟悉

　　在贵州某地，一个劳动者与企业发生了纠纷，经过仲裁，被裁定败诉。但他认定自己是有理的，于是便制作了一块“鸣冤牌”到闹市游行。后来经人提醒“法律援助可以帮公民维权”，于是他申请了法律援助。在律师的专业帮助下，他没有花一分钱便赢得了官司并获得了赔偿。从此，他变成了一名法律援助义务宣传员。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贵州省司法厅厅长刘伟告诉记者，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公众对于法律援助的认知度还不是太高，以致困难群众在维权时经常采用一些非正常手段甚至是极端手段。因此，必须通过多方面的宣传提高其知晓度。

　　最近，山西省晋城市的人民调解员们又多了一个身份：法律援助联络员。他们人手一册《法律援助工作指南》，深入田间地头，宣传法律援助制度。

　　在浙江，35000多个行政村全部挂上了法律援助便民指示牌，并全面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

　　在江西，今年4月全省集中开展了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宣传月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和便民服务卡226700份，制作标语2742幅、展板257块。

　　“法律援助宣传应当常抓不懈，理想的目标是人人皆知，这样才能给困难群众的理性维权提供一个途径，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刘伟说。

　　应援尽援：法援成维权利器

　　为进一步便民惠民，各地司法行政部门积极推动地方人大、政府通过地方立法等形式，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将涉及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一些法律事项纳入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除了扩大援助范围外，广东、山西等地推出的“点援制”备受欢迎，受援人可以在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律师名册中自愿选择承办律师。

　　“"点援制"推出以来，受援人的请求基本得到了满足。”山西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任晋昆告诉记者，相比法援机构依职权指派而言，“点援制”可以让受援人得到自己所熟悉和信赖的律师的援助。

　　不仅是山西，在全国大部分省份，法律援助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各地推出的便民措施，让法律援助正在成为困难群众维权的一支利器。

　　有些地方，只要轻点鼠标，便可进行法律援助“网上申请”和“网上审批”，基本实现了“咨询不出家门，申请不出乡镇”。

　　湖北省推出的“12348”电话自动化平台，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打个电话就能接受优质的法律咨询服务。

　　局部困难：人员经费尚不足

　　“山西的法律援助工作总体来说是有保障的。但是个别地区仍然存在严重的困难。”王水成向记者坦言，山西某县法律援助中心因没有办公用车，该中心主任办案时距离近就骑自行车，距离远就坐班车，没有班车时就搭拉煤的车，工作很艰苦。

　　武汉市司法局局长李云雄透露说，武汉市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是300元至500元之间，不能弥补援助律师的办案成本，不利于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法律援助是一项政府责任。”在黑龙江省司法厅厅长刘义昌看来，现在法律援助人员、经费不足等诸多问题都是由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的。

　　目前，这一状况正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法律援助不再是一个只有司法行政机关才使用的生僻名词，它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了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之中。在很多地方，法律援助被列入了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民生工程。

　　本报北京6月10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