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平 独立研究金融危机

　　正是美国次贷膨胀和中国房产私有化的刺激让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现在这个过程要逆转了——美国金融危机对应的是中国实体经济危机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像一年前那样，朱小平依然骑着自行车到访谈地点，依然清瘦、矍铄。讲到一些关节，他又拿出纸和笔来：“经济学，是一定要画图的。”

　　“人民币会成为世界货币吗”，“美国次贷危机会触底吗”……这些问题一个个抛过去，朱小平要习惯性地用笔画两下：“画个图，说起来就清楚了。

　　2008年春天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小范围的新书发布会上。那一次，黑板上全是数学公式。

　　他的《实对称矩阵的拟特征值理论与应用》刚刚出版，数学界、经济学界的一些专家前来品评。这是他研究经济问题的副产品——2006年，他告诉朋友严搏非他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找不到数学工具了；又过两周，他宣布“开始自己造工具”——数学模型“拟特征值”即是他造了两年的工具。面对1000多页的大书，非专业人士除了前言和后记没什么可看。

　　在那次会上，《顾准传》作者高建国说，顾准最早以“绛风”为笔名，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而熊彼特，这位生于马克思逝世之年，在哈佛大学带过400多位研究生，其中数位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匈牙利籍犹太学者，是朱小平的“神”。当年，就是研读熊彼特，使得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跨越性地提升。

　　2008年9月，在家埋头写另一部经济学专著的朱小平被华尔街的事态惊动，花了3个多月收集最新资料，又用两个月写完了一本系统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的专著——即将出版的《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

　　他在书中运用的，就是熊彼特的范式。

　　在油灯下摆弄国家棋局

　　朱小平的童年、少年，在上海一个历史感很强的住宅区东庙二村度过。

　　1958年，时任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干部和工人打成一片”，于是在西南近郊（今中山南二路、宛平路一带）建起一个试点。西面是东庙一村，住的全是工人。两个新村之间没筑高墙，也没设门房，工人们都知道邻居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高级干部们。

　　柯家在那里只住了一年，因为“市委办公厅存在不便之处”。但朱小平家长久居留在了那里。

　　他孩提时代的朋友高全建1960年随全家从北京迁入上海，搬进了东庙二村，他俩跟如今分布在上海政界学界商界的俊杰们，如陈乐波、高建国、姚海同、樊毅生等人，一起在那个“大院”成长。

　　1957年“反右”，朱小平的父亲因为牵涉钟惦—’（因《电影的锣鼓》被打成右派）一案被“打下去了”，此后至“文革”期间，院子里许多人的父母都被关了起来，但孩子们却仍然是快乐的。

　　高全建家有一台凯歌牌两用电唱机。少年们从各种渠道搜集来经典唱片，关好门，拉上窗帘，偷听《梁祝》、《天鹅湖》，传唱《外国民歌200首》。朱小平三姐朱小强天生一副明亮的嗓子，从上海唱到安徽插队的村子里，“文革”后唱回上海音乐学院，又唱到香港，最后唱到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前不久，“旅美华裔抒情花腔女高音朱小强”还举办了个人演唱会。

　　高全建说，朱小平当时已表现出广博的兴趣、开阔的知识面、惊人的阅读速度和记忆力。他在做弹弓的同时阅读文学、科技读物，并很早跟父亲有思想上的交流。有天高全建去串门，朱小平满脸通红地拿起几个酒瓶——他已经能陪父亲喝酒了。

　　1970年，69届毕业生朱小平、樊毅生、黄河清去江西安远插队落户；稍后，高全建去南京当兵。樊毅生告诉记者，他们3人合住一个集体户，朱小平带了大量政治经济学书籍。他继承了父亲的文才，学作格律诗，偶尔还作曲。其间朱小平与高全建多有书信往来，畅谈苏联革命、中国革命，朱小平习惯在落款处写上“致布礼”，布，即布尔什维克。

　　1972年，二人各自回沪探亲。高全建记得，朱小平当时在看《红楼梦》、《拿破仑传》和马列著作。此时的话题已转向对“文革”的暗暗反省——这注定是政治早熟的一群。陈丹青在《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中评述首都文艺高干子弟：“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村边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朱小平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这批“干部子弟”有不少负面看法，但他们中确实有一批人通过长期的学习、思索，走向民主与理性。

　　马列主义到底是怎么讲的

　　朱小平告诉记者，他对经济学的兴趣要归功于“文革”。“当时整个社会极反常，而那些反常的事情都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于是寻思马列主义到底是怎么讲的，寻根溯源，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感兴趣，而后政治经济学，最后转到宏观经济学。”

　　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的许成钢（父亲许良英，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也被《资本论》迷住了。他在1975年曾查阅英文版《资本论》，发现“来势汹汹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依赖的竟是文字翻译中的基本误解，或者是有意利用翻译中出现的误解”。

　　1973年，朱小平在集体户写了一篇文章，猛烈抨击军代表瞎指挥农业生产、造成当地人为的饥荒——由黄河清书写成大字报，集体户3人签名，走了50里地，贴在公社大门口。因为讲出了公社干部想讲而不敢讲的话，他获赏识并得到去马鞍山钢铁学校当工农兵学员的机会——朱小平纸面上的最高学历是中专。他对记者说：“先天不足，知识结构有欠缺。”

　　高全建则说，他们这代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全靠海绵吸水般饥狂的自学和持之以恒的独立思考。在长期的、有意识的思维训练中，他们常常能把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打通，面对问题能洞见到深处，而不会停留在表层，所以往往面对报纸上一块很小的“豆腐干”，也能解读出一般人看不到的信息。

　　在高全建的记忆中，1980年朱小平报考过一次研究生，面试时一开口就谈《资本论》，考官有点晕，没录取他；但第一次谈恋爱，他一开口就以学识将对方征服了。在那个混沌又晶莹的年代，流传过某女生情书中的一行：“少女面前站着18岁的哲学家……”

　　1980年代，各省面对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纷纷成立经济研究中心。一批活跃青年办起一份杂志《中青年经济论坛》，编委中有王岐山、张维迎、周其仁。

　　朱小平则在江西省政府做经济咨询和研究，前后经历了3任省长。那段训练，让他不仅了解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同时对宏观经济问题有了把握，参与了许多经济改革活动，为以后潜心研究经济理论打下了基础。

　　体制外生存

　　在农村插队，培养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无论是老三届还是69届，多与体制有距离。相当多的人已不习惯在体制内做事；另一批，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内心游离，只有在体制的规则之外，他们才会流露真情。

　　当朱小平在1980年代末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他转向了蓬勃自由的体制外原野。为了安身，1990年代初他曾下海经商，但成绩并不理想。高全建评价：“成功商人多半利益至上，他不是心狠手辣的人。”

　　与执着而多难的父辈相比，他们也许失了信仰，但还在追求真理的路上行走。对朱小平，回到书斋可能是最好选择——多亏姐姐和姐夫将市中心的房子让出来，这一年来他才有了自己的书房。

　　高全建慨叹：“这个民族走到了今天，还在走向成熟的路上缓行，对重大事件仍常常表现为集体无意识。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些所谓的大牌学者，拿着国家的俸禄、占据资源、享受着高额的出场费，贡献在哪里？而真正有理想、有责任感的脊梁，却沉默在民间。”

　　出版人严搏非说：像京沪其余独立研究人一样，朱小平是“孤独的”，但相比之下他更彻底，几乎将自己逼入死角，非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可。在这些独立研究人身上，始终保持着198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气质。

　　这些人之所以能保持近半个世纪的友情基于他们思想上的共鸣和人生价值取向的趋同。常常，高全建开着轿车、朱小平骑着自行车，分别到衡山路的一家咖啡馆——他们总在那里碰头——泊好各自的车，聊到天色全黑店家打烊。

　　“聊天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我们交换信息、时事、观点以及读书心得，讲话是一针见血式的。我记得1997年在咖啡馆，小平告诉我他要写本《货币论》。去年‘5•12’大地震，以及今年金融危机，我们都深谈过。”高全建说。

　　“朋友，就是两月至少见面一次。”朱小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