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计划生育政策客观阻碍流感传播

　　近期甲型H1N1流感疫情从墨西哥、美国等地迅速向全球蔓延，而在国内也出现了几十例输入型流感患者，全球拉响了甲型H1N1流感警报。随着流感疫情的不断扩散，最近世卫组织又表示可能将警告级别提升至最高级，而我国的确诊病例也突破百例。

　　主持人：您对中国现在达菲疫苗生产的数量有没有具体了解？

　　曾光：中国比美国的少，所以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必须控制得严，中国不严不行，中国的国情跟美国不一样，这里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人口13亿多，美国是3亿人口，我们的人口是他的4倍以上，这是第一个，生命是等价的，我这13亿人的健康就更得重视了，要传播起来影响的是13亿人，你才影响4亿。第二，中国的老年人口比美国多，儿童也多，慢性病人比他更多，这些加起来得有4亿多，光我们的这些弱势群体加在一起的人口比美国的总人口都多，如果在中国流行中国会是什么样？

　　中国达菲很少，疫苗生产，中国的生产量需要大，相同生产都赶不上美国，那怎么办啊？中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准备。怎么赢得更长的时间？就靠严格的监控，严格的围堵，围堵的措施就降低流感的传播率。正常的传播率现在有人测定是1.4到1.6，就是出了一个流感病人能传播1.4个到1.6个人，逐渐扩大，不断往下传下去。现在有的国家，比如像日本测定的，发现日本也出现流感流行了，传播率日本测定，在学校学生中传播最快，能够达到2.8，就是说一个人差不多就变成3个人，1变3、3变9、9变81，这个速度，都是几何级数的。

　　过去中国人还有一个侥幸心态，说是不是中国人不容易感冒啊，以前都说中国人打喷嚏美国人闹感冒，黄种人打喷嚏白种人闹感冒，说明同样流感黄种人打喷嚏就过去了，难受的是白种人。第一次流感大流行，1918年到1919年就是死的白种人多，以前人们是这么认为的。现在看起来我们回国的人中大部分是坐飞机感染的人，按比例来看所占的比例也不小。所以我们现在就中国面临这样的情况，这是中国弱势的地方，但是中国也有强势的地方，强势的地方可能你想不到，客观的来讲：中国有很多多强势的地方。

　　第一，中国法律政策环境，我觉得这个环境更有利于传染病的控制，中国强调的是法律公共卫生伦理，而不是个人的医学伦理，个人的医学伦理就是你凭什么隔离我，我没病，我不发热你为什么隔离我，我是密切接触者怕什么，保护个人自由。中国是公共卫生伦理，就是说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您就得做这个牺牲，牺牲你几天自由，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给你限制对你影响很小，就几天的时间，可是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你也是对流感控制一个有贡献的人，我们政府把你的吃、住都负担起来了，请你这样做。另外，这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中国有这个为便于中国控制，这是中国的一大优势。所以在美国做不到的在中国可以做，越早期控制越好，1、3、9、81，把3控制住了81肯定没有了，我觉得按这个发展下去，肯定越早期控制效率越大，中国优势就在这儿，早期控制的好。

　　中国还有一个优势，可能大家不太注意，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一个家庭一个孩子，你想如果一个家庭五个孩子，一个孩子得传给那四个了，那四个就传到不同班级、不同学校去了，这几个孩子一般不在一个班级吧，不在一个年级吧，儿童比成人的传播力强，这种传播速度非常快。中国一个孩子，就在一个年级的一个班级，自己感染了回家一隔离，所以这个客观是阻碍传播的。

　　另外，中国采取对策也比较好，比如说制定的诊断标准、制定的预案，另外诊断试剂，一个病人还没出现呢中国诊断试剂先出来了，SARS期间没有这样的，都流行那样了，流行都快结束了诊断试剂才出来的，是不是这个病人你没办法区别？所以对隔离和控制都有很大的不方便，比如说在医院里都看病，都发热，有的是SARS，有的不是SARS，要隔离病房不够，这两个人往一个屋里一放，不是也会变成是了，所以那时候非常困难。现在诊断试剂出的早，咱们整个社会防控体系建立了，一道一道关，第一道关：边境卫生检疫，然后我们医院做监测，另外还有实验室的监测，流感样株病例的监测，随时发现可能出现的二代病例、可能出现的社会传播，虽然现在社会传播没有发现，但是大家瞪着眼睛在看呢，万一出现及时控制了，小范围控制了，一个班级出现，就不让它发生在一个年级，一个学校出现就不要发生在别的学校，那么这样一旦控制的话，早期控制就像火似的，烧一棵树时就把你扑灭了，一小片林子时把你扑灭了，不会烧坏整个森林吧，几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就保护下来，中国是这样的策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策略是对的，到现在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