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荆线“6·2”铁路事故背后：一个村庄的“三农”困境

　　刘浪

　　15时，毒辣的阳光照在戴菊英古铜色的脸上，闪动着一种晃眼的光。两米外，长荆铁路的铁轨也泛着类似的光亮。

　　她现在是长荆线铁路皂市镇高堰村段一个道口的看守员。

　　6月2日18时18分，武南机务段机车牵引K8086次旅客列车运行至湖北省天门市皂市镇高堰村（长荆线京山—天门间K49+085M处）道口时，与一辆载有18名司乘人员的农用卡车相撞，造成9人死亡，5人重伤，4人轻伤。

　　赵南村的方向有爆竹声传来，那是在为她刚刚逝去的乡邻送行的礼炮。

　　戴菊英的身后是空寂的村庄，村里偶尔出现的身影大多来自老人和水牛。村子周边的稻田大多已经插上了秧苗，也有一些田荒着，留下火烧过的黑色痕迹。“能出去的都出去了，有些田就荒着。”

　　失守的道口

　　在戴菊英之前，这个一次便夺走9条生命的道口曾由同住高堰村的戴望祖夫妇轮流看守。但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长荆铁路全长176公里，于1998年10月动工兴建，2002年10月18日，全线竣工通车。当地的媒体称，这条铁路的建成通车，结束江汉平原不通旅客列车的历史，也让武汉与宜昌的通行更为便捷。

　　但高堰村的村民没有体会到这种便捷，相反，他们对“修铁路占了20多亩地，也没有任何补偿”耿耿于怀。更重要的是，这条路将村子与外面交通的唯一通道拦腰截断，形成一个道口，铁路的两边装上了栏杆，火车来时放下，火车离去打开。

　　铁路修好后，戴望祖被聘请看守这个道口。高堰村一带共有三个这样的道口。

　　道口24小时不能离人，戴望祖和妻子轮流看守，两人每个月总共可以拿到250元的报酬，两年后加到了300元左右。这让许多乡邻羡慕，一些人希望竞聘此岗位，对留守的老人们来说，每个月两三百元的固定收入，无疑充满着诱惑。

　　至今，村里还有人说戴望祖是“开后门”得到了这个岗位，“他给领导送礼”。被问及的时候，他只能苦笑着否认一番。

　　事实上，他后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好活。虽然过往的火车并不是很多，但按规定必须24小时都有人看守。平常还不觉得什么，但一到农忙季节，问题就来了，留一个人看守道口，就意味着少了一个人下地干活，要是请人帮工的话，一个月的这点工资连帮工的工钱都不够。但他也不想放弃这份工作，毕竟农忙也就只有那么一段时间。

　　后来，他发现了火车过往时间的规律，偶尔有事就会“偷偷懒”。

　　在2005年，他失去了这份工作，“上面决定这里不设人看守了”。和他同时离开的是道口两边的栏杆。道口左右立起了两块提示标牌，上面写着“本铁路过道无人看守，过往行人、机具必须：一站、二看、三通过”、“禁止机动车、畜力车通行”。

　　村里没有人知道突然撤守的原因，但他们对拆除栏杆的道口的安全表示担忧，跟村干部提了意见，村干部说几乎每年都向上面反映了，要求恢复栏杆，但栏杆始终没有恢复。

　　而铁路两旁的小杨树很快长到了一人多高，成了两道“屏风”，站在铁道外，如果不是凭声音判断的话，几乎看不到火车到来。

　　货车司机黎培云就是被这道“树屏”迷惑了眼睛。当时他实际是在与K8086次列车同向平行行驶，但他可能并不清楚这个事实。直到转入道口的一瞬间，货车里的人才发现有火车正飞速驰来。尽管他拼命加速，但还是慢了几秒钟，火车头撞上了小货车的尾部，18人随着货车弹飞出去，9条生命也就此终止。

　　“不管怎么样，火车司机应该都知道这是个道口，那就应该鸣笛。”但戴菊英说绝大部分时候火车来时根本听不到鸣笛声，“只有凭地的震动来判断火车来了。”即使在事故发生后，她也几乎没有听到过往的火车在此鸣笛，唯一的一次是这次事故发生后有记者在铁路上拍照，“可能火车司机看到了记者”。

　　戴菊英和老伴现在是临时看守，工资也没有具体谈，她估计应该会参照邻近道口看守人员的工资给付，大约是每月300元。

　　黎培云只是受了轻伤，随后被铁路警方控制。当地官方信息称，黎培云驾驶无牌照车辆非法运营，并且通过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道口，导致了这一场惨剧。

　　“这是我们村里出入的唯一一条路，平常运送物资都是走这里。”高堰村的村民不明白为什么唯一的道路被截断还要“禁止通行”，“那我们的农资怎么运进来，粮食怎么运出去？”

　　根据戴菊英的说法，未来这里将彻底禁止通行，而不只是针对机动车、畜力车。“上面说要把这个口子全部封闭起来，连人也不准走了。”按照计划，在邻近这个道口的地方将架一座天桥。

　　“我们也看不了多久了。”戴菊英望着被截断的路，说话的语气极轻，似乎有些失落。

　　老人坚守的土地

　　皂市镇到处可见这样的村落：村子里鲜见年轻人的身影，佝偻着身体干农活的都是老人，村庄空空荡荡，即使是正餐时分，也很难闻到饭菜香味。村民们说：“很多家庭都是整家整家地出去了，湾子（自然村）里就是几个老人，有时连锅灶都懒得动，就着冷饭冷菜对付几口就过去了。”

　　王树成所在高堰村2组就是这样的“湾子”。

　　如果儿子女儿都没有出去打工，加上儿媳、女婿、孙子们，王树成家的15亩水田的插种基本上可以靠自家力量解决。但小的们都去外地了，家里只剩下了他跟老伴。

　　和当地很多家庭一样，王树成的子女前些年都在家乡待着，除了种地，农闲时就在周边打点零工。但粮食价格连年低迷，子女们相继成家并有了下一代，经济负担加重，“不出去弄点钱，根本养不活了。”

　　“我也想出去，但出去没人要，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只得留在家里，和老伴一起照管15亩水田和10多亩旱地。

　　青壮年将年迈的父母和土地留在了家乡，而老一辈仍坚守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

　　这些村子里的留守者普遍认为，如果放弃土地，那是一种“罪孽”，更何况，他们希望种粮多少能够带来一些收入，“至少可以不用花钱去买粮吃”。

　　和王树成一样，大多数老人都没有听从儿女的建议赋闲在家，而是坚持自己耕种，有的人甚至承包了那些全家外出打工家庭的土地耕种。区别在于，一些相对富裕的家庭会选择只种一季。

　　但光靠王树成夫妻二人无法完成数十亩土地的抢种抢收，他只得另请人帮忙。这一次，他请了自己家住赵南村的亲家涂兰香，并通过她另外请到了16名帮工。

　　6月2日这一天，涂兰香带着16名邻居来到王树成家，帮他在16时就完成了秧苗插种，每人领到了70元的报酬。这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35岁，最大的约63岁，多数人年龄在50至60岁之间，其中女性13人。

　　打零工是当地留守者普遍选择的一种增加收入的途径，除此就是养猪和家禽，但都没有规模，主要是解决剩余粮食的消耗，很多是为儿女们过年回家备养，“平常没有其他更好的收入”。

　　晚饭后，王树成将涂兰香一行送出村口，大家有说有笑。大约半个小时后，他听到了噩耗，运送帮工的货车被火车撞飞，9人当场死亡，其中就包括自己的亲家涂兰香。

　　事发后，王树成连续几天都要靠喝酒才能稍稍睡一下，他不明白“怎么会摊上这种事”。

　　“我做错了什么呢？我能怎么做？”他喃喃自语。邻居劝解他，要他不要责怪自己。他拍拍脸，“我怎么见人啊！”

　　而孟炎发在18时30分左右听到了出事的消息，根据别人的描述，他担心自己的老伴遭到了不幸。他想马上赶往出事的道口，但村子竟一时找不到能够骑摩托车送他的年轻人。

　　半个小时后，他赶到了事发地，但58岁的赵翠平已经在老伴到来时去到了另一个世界。偌大的村庄，也找不出一辆车运送伤者去镇上的卫生院。120的救护车在将近一个半小时之后才赶到，此时的孟炎发感觉早已麻木。“如果能够早一点送医院，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种粮收入之惑

　　也许只需要多给几秒钟的时间，9名村民的性命就可以保住，他们仍可以守着土地劳作，偶尔还能到邻近的村组挣一天几十元的工钱。但黎培云没能抢到这几秒钟。

　　黎培云很早以前就是拖拉机手，去年购置了一辆微型货车。邻居们说他买车可能借了钱，为了省钱，自己跑到厂家去提的货，大约花两三万元。同样是为了省钱，他没有为自己的汽车上牌，也没有买保险。“平常主要是为自己家里运农用物资、饲料等，有人叫他运人运货，就去跑一趟。”

　　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60岁出头的黎培云和老伴守着家里的十多亩地，并非日常化的“跑车”竟成了夫妻俩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黎培云的家在皂市镇陡山村11组，与高堰村、赵南村呈三角形。他的家是一栋两层的楼房，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陡山村有不少这样的楼房，这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比另外两个村子要富裕。

　　但这里的居住人口更少，大多数楼房大门紧闭。

　　陡山村11组人均1.6亩地，比高堰村要少。正因如此，这个村子的人更看重外出打工和寻找副业门路。

　　天门市在湖北的经济状况并不出色，当地缺少支柱产业和企业，渴望致富的年轻人只有，将挣钱的目光投向外地。

　　“在家种田？别说要建这样的房子，就是养活自己都难啊。”黎培云的邻居肖小军指着自家同样贴满白色瓷砖的楼房，对种田的态度不屑而又无奈。

　　在政府出台对农业的补助政策后，一些年轻人一度回到家乡。一个朴素的想法是，虽然种粮的收入不会比打工高，但养活自己没问题，最主要是“做农民很自由”。

　　但现实并没有将这些返乡者留下享受“自由”。粮价涨了，但农用物资涨得还快一些，“成本比原来还高些了。”

　　于是，青壮年再次背上行囊远走他乡寻找他们的梦想。

　　王树成的邻居手头“粮食补贴资金通知书”上写着他家一年的粮食补助资金为1011.81元，但发到手里的不是钱，而是条子，相反，他去年还另外补交了800多元。“说是村里要修路，钱不够，大家都得交。”

　　比王树成邻居倒贴钱幸运的是，肖小军去年的补助款有40%左右拿到了手里。

　　无论是高堰村还是陡山村的村民，都是在同意缴清相关费用后才看到自己的补贴数字。不同点在于，肖小军在缴清包括“一事一议”筹资、投工投劳、村内通路、易涝地区农业排涝水费等费用后，领到了账上的剩余资金和用于补贴的专用“一本通”，而王树成和他的邻居则连“一本通”都没有看到，“村里收起来了”。

　　尽管天门市下发的文件明文规定粮食补助款“不得代领、转付”，但他们没有一个敢大声地将这些文字读出来。而肖小军的另一个不解是，“我们这里怎么属于‘易涝地区’呢？”这样的疑惑，他也只在家里念叨。

　　肖小军理解父辈们坚持种田的行为，除了可以保证自己吃，更主要的是将属于自己的土地留住，“总有一天我们这些人还是要回来的，如果放弃不种，说不定到时候就没有自己的地了。”

　　去年天门市的数据说，当地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2212.38元，其中人均外出从业收入为530.34元。高堰及周边村子的村民大多认为后一个数字不符，“留在家里的人均收入是这个还有点高”，家庭的主要收入是外出从业人员贡献。

　　几乎没有人看出种粮的有利可图之处。

　　当地大多是种一季水稻、一季小麦。依照肖小军的计算，如果2个人种10亩地的话，一年的收入大概三四千元左右，而这还不够2个人的开支。而像他在东北打工，一年的收入2万元左右，“谁会愿意留在家里呢？”

　　王树成去年种田的收入1万多元，但最后一算，这与投入是几乎相抵的。“这还加上了补助的数字在里面。”

　　他维持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养牛、放鸭等副业。

　　肖小军也想搞副业，但他觉得路都被堵了。相邻的应城市汤池镇很多农民在稻田挖池养鱼，一亩地一年可以收入四五千元。他也想回家养鱼，但“上面规定，不准稻田挖池塘，不准栽树”。这让他很不解，“原来说退田还林，后来又说退林还田，也不知道依哪个。”

　　“在家挣钱难啊。”他感叹的是，如果不是挣钱不易，“（黎培云）他需要去跑黑车吗？那些五六十甚至六七十岁的婆婆还要出去给人打零工吗？那是在卖命！”

　　而王树成关心的是，天桥建成后外出放牛放鸭该怎么走，鸭蛋和鸭子又怎么运出去。更重要的是，“如果建天桥的话，不会又要我们出钱吧？原来收了修路的钱，但路一直没修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