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1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中国培养的博士质量到底如何？一个耗时近两年、斥资300万、涉及10多万人的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将对此作出回答。

　　这项调研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人事部共同牵头，2007年9月底启动。

　　“总体来说，好的好于当年，差的差于当年，中间部分质量平平。”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透露了此次调查的大致结论。

　　负责报告执笔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专家告诉记者，以此次调查作为酝酿和铺垫，博士生培养机制将会有很大变革，在导师自主招生、弹性学制、培养方向等方面，将进一步放开探索。

　　比对中外博士论文

　　2007年9月底，三部委下发通知，启动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博士质量调查。除了可授予博士学位的259所普通高校，部队院校及科研院所等具有博士生培养资格的单位都在被调查之列，总数近400家。

　　除了分别针对博士生、博士生导师、研究生教育负责人的书面问卷，课题组还进行了大量访谈，调查总人数超过10万，其中博士生样本7万多人。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告诉记者，自1999年扩招以来，博士生教育一直有“质量下降”之虞，一些论文造假事件也助长了质疑之声。

　　本次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博士学位论文。对中外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比较。

　　北大教育学院参与调查的专家介绍，课题组确定了12个有代表性的学科，从该学科首次授予博士学位开始，每3年为一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随机选取至少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每个学科的论文总数不少于15篇。用作比较的国外论文数则不少于8篇，其选取遵循关键词匹配的原则，以保证研究内容的可比性。

　　每个学科则组织7名以上专家，依据7项主要指标：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创新点、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科研能力、学术道德和论文写作，进行论文质量的中外对比和纵向对比。

　　“除了每年评选出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还差强人意，整体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有些研究明显缺乏前端的问题意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学昌说。

　　2008年底，学位办第25次会议听取了博士质量调查的工作汇报，初步结论是“我国博士的整体质量仍然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博士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高水平学科点偏少，学术训练薄弱”。

　　症结：缺少系统博士评价体系

　　专家组在本次调查的总体方案中提出，博士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学生和导师特征、博士培养制度和宏观社会环境，其中第一点最为关键。

　　“本科看学校，硕士看专业，博士看导师”，复旦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文科博导指出，国内庞大的博导队伍水平参差不齐。

　　以中美名校相比，中国高校教师被SCI收录的论文数量并不少；但双方在标志原创性和学术影响力最高水平的《自然》(《Nature》)杂志和《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差距显然不止一个级别。

　　博士培养的生师比也是个问题。时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的杨卫在2005年透露，我国每个博导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另有数据认为，实际数字远大于这个生师比)，远远高于美国每名导师带2至3个学生的比例。

　　硕士生的大规模扩招，则影响了博士生源的质量。上述复旦博导认为，相当比例的人考研究生只是为了延迟就业或者“清洗学术出身”，致使博士生的学术态度和学术能力都很成问题。

　　博士生培养“出口”把关不严，又放大了这种不良反应。前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学位委员会第24次会议(2007年8月24日)上指出，我国博士学位完成率接近100％，而西方国家大学博士研究生的淘汰率是30%。

　　陈至立在发言中引用了美国2005年调查的数据：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学习时间，最短的工程学科也要6年，人文学科可能长达10年；各类学科累计博士学位完成率，工程学科类为64％，人文科学仅为47％。

　　“这些原因其实都是老问题，关键是我们缺乏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李学昌说，博士生的培养可以有一整套制度，但最终还是依赖于人的执行，如果没有科学评估的导向作用，制度就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这也是此次调查要解决的问题。三部委希望通过这次调研，建立和完善我国博士质量的评价标准，并建立起博士质量的保障制度和体系。

　　博士培养新模式待出

　　据悉，有关博士质量调查的报告去年就已成稿，至今仍在反复修改中。“有些问题还是存在争议。”北大教育学院有关人士透露。

　　做博士质量调查，显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为了进一步的博士生教育体质改革——“通过全面分析目前博士质量状况，和有针对性的国际比较，深刻剖析问题与原因，提出今后博士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和策略”，三部委的文件如是表述调查目的。

　　但一涉及到改革方案，分歧就随之而来。

　　比如，我国近年来逐步试点铺开了以科研为主导的导师资助制。这是借鉴了美国博士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的特征，其运作模式是，指导教师先通过竞争申请研究项目和经费，再据此提出招收博士生的数量，并向学校交付相应数额的培养费用。在这样“做真题”的研究过程中，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但上海一家以文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表示异议。“并不需要每个老师手头都有国家课题吧？”据了解，许多高校的导师资助制在实行中已经走了样，特别是一些文科院系做了变通处理。

　　而理科院系则抱怨国家对高校研发经费的投入与博士生规模的扩大不同步。2000年—2006年，国家对高校的研发经费投入平均占总额的10%不到，而同期对企业研发经费的投入则大幅增加，由经费总额的60.3%增长到71.1%，流向政府的研发经费也比流向高校的多一倍。

　　经费不足逼得高校师生更多地转向横向课题，而这与学位办提出的“坚持学术型博士的主体地位”也存在矛盾。

　　“对博士生培养目的，究竟应该定位于学术型还是应用型，专家组还在争论，调查报告尚未定稿。”知情人士说。

　　前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学位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提出希望：要围绕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高改革培养模式，产生一批示范性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新型培养模式。

　　这涉及到研究生培养体制等方方面面。“估计学位办只定大的方向，具体的改革会放手给各个高校自己探索。”李学昌说。

　　据悉，“2+7”也就是排名靠前的九所“985”高校5月底刚刚在杭州集会，商讨进一步改革博士生招收方式，由传统的“初试加复试”改为“申请考核制”。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告诉记者，包括复旦在内的一些高校已经在这么做了。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博士生招生自主权，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