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17打印　关闭

　　草长莺飞的四月，笔者“下”了一趟江南——故乡温州。不过此行目的不是为了赏阳春烟景，而是为浙江温州文成县的一册民国老识字课本。

　　这册课本编于1918年，出自文成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李山村，故又称《李山书》或《簿记适用》。李山地处温州市的瑞安、文成和丽水市的青田交界处的深山之中，因最初在此落脚的村民姓李而得名。《李山书》曾在那一带山区私塾内广泛使用，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还做过夜校课本。李山村近百年来无文盲、无赌博，全村人人都会打算盘，村民言谈举止与众不同，都与这册《李山书》分不开。

　　这件事勾起了笔者强烈的好奇心，于是决定去一趟李山村。

　　“礼失而求诸野”

　　初见这册《李山书》，使我眼睛一亮的是：这册课本不是按通常所见的语文课本的编排形式——即从“人、手、足、刀、尺”之类的单个汉字开始，而是以四言、六言或五言、七言的韵文形式来编写的；其内容也不是民国小学课本中常见的“小猫叫”、“小狗跳”之类，而是按“天文”、“地理”、“时令”、“称呼”、“入学”、“契约”、“喜事”、“杂货”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常识来分类。由于课本的使用者为本地民众，故全书以温州方言押韵，如开篇第一课“天文”：

　　天高轻清地厚重平

　　月出东边风纳西轩

　　雾罩山场露滴平篛

　　霜结五更水流山坑

　　即便用普通话读来也琅琅上口，课文遣词造句则雅俗得兼；既有文言的典雅，又有温州方言的通俗亲切，显出汉语的独特魅力。全书共35篇（课），分上下两卷。每一篇的内容都别具特色。

　　仔细推敲《李山书》的章节次序亦颇耐人寻味：以“天文”、“地理”、“时令”始，继之以“称呼”，再继之以“入学”篇。编者似乎认为，生而为人，当先明白了“天——地——人”这个“坐标”之后，方可以发蒙读书，这也与传统蒙学教材《三字经》一脉相承。

　　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正是《李山书》中所透露的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其别具特色的形式，召引笔者去寻找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

　　文成县属于半山区。笔者一行在云遮雾罩的盘山公路上绕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这个群山深处的李山村。在村子的“水口”处，笔者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叹：路肩下四棵足有四五十米高的大柳杉拔地而起。它们成菱形分布，如剑一般直指云霄。那通直的树身衬着婆娑的枝叶，散发出一股来自山川大地的浩然之气和阳刚之美，令初见者为之肃然。陪同的老主任告诉我，这四棵大柳杉是村里的风水树，树龄已有170多年。为了保护这四棵风水树，村民们在每棵树的根部，都用水泥精心修砌了一个圆形花坛。花坛四周打扫得清清爽爽，不留一根草屑。

　　这四棵大柳杉似乎是某种象征。它们带给笔者的感受与后来的见闻交叠在一起，使笔者的李山村之行成为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

　　进得村来，见村中屋舍道路整洁干净，井然有序。在村口的大路边，村民指给我们看一块三尺来高的石碑。碑的正面已经被岁月剥蚀得字迹漫漶，只有侧面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永禁地方不得开庄放赌”十个大字。村人称之为“禁赌碑”。他们还告诉我关于这个禁赌碑的故事。

　　李山村最初有20多户胡姓人家，以种番薯为主。1820年以后，村民开始种植靛青出售，渐渐有了余钱。由于劳力不足，便从附近村庄雇用长、短工。随着收入的增加，村里开始出现了赌博，还有了几户专门以开庄放赌为生的人家。一次，有一名从玉壶镇来的雇工输了钱无力偿还，就在村边的树林子里吊死了。赌徒中有人见有机可乘，便向死者家属诈称其被主人谋害致死，怂恿其家人向主人家索赔。死者父母纠集了几百人，携带刀棍，扬言要赴李山村拼命。村里闻讯后，一面呈报当时所属的瑞安县政府要求调解，一面组织人马应对。不光动员了邻近各村的亲戚朋友几百人，还派人去青田县一带购买生铁，雇请铁匠，赶制土铳土炮和火药，同时在村子附近交通要道派人日夜轮流把守。双方对峙了三年多时间，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最后经瑞安县政府调解，以李山村负责死者丧葬费告终。经此事件后，李山村民便由各房推选一名有威望的长辈，成立禁赌组织，订立禁赌条约，还刻了这块“禁赌碑”，立在村口大路边以警示后人。自此，李山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无赌博村”，而这块石碑也被李山村人称为“李山一宝”，成为村民们教育后代的教材。

　　笔者听了这个故事，联想起“李山村人人会打算盘”一说。种植和出售靛青本身是一项带有商业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自然要会算账，算账就得会打算盘。当时李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靛青，打算盘也成为人人必会的技能。从今天看来，这也属于“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李山村的这个现象，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基因”，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及出色的经商才能联系在一起。并且，当时的情形在《李山书》的“入学”一篇中也可以找到佐证：

　　读书竭力账目能记

　　拨珠活灵上账分明

　　誊清汇陈流水便登

　　商码如何壹一贰二

　　叁三肆伍陆

　　柒捌玖拾

　　佰仟皆从此连

　　李山村人种靛青有了余钱后，便开始考虑投资。在当时，投资首选自然是置田，犹如今天城里人的房产投资。李山村全是旱地没有水田，便纷纷到附近的青田、瑞安、永嘉等地去买水田，再租给当地的人耕种，自己收租。这种情况在村子里蔚然成风。在《李山书》中，与此相对应的有“契约”一篇：

　　立字交约某姓某名

　　水田壹段坐处为先

　　土名安着四至亩分

　　凭中出字当与某人

　　亲收价银并无存留

　　递年交租不许欠少

　　倘或拖欠起佃改耕

　　……

　　内容易懂易记，堪称地道的“学以致用”和“生活教育”。故从某种意义上，《李山书》也是李山村的经济史。也因此，与“禁赌碑”一样，《李山书》也被李山村人视为“李山一宝”。

　　“爱国爱乡是一条真理”

　　发起重印《李山书》的第一人是瑞安市退休干部胡明合。胡明合是李山村人，今年75岁。小学未毕业的他虽然文化不高，但见过世面，且脑子很聪明。他知道李山有《李山书》和“禁赌碑”，还有“百年办学史”和“百年华侨史”。据族谱记载，村里1912年办了新式小学，这册《李山书》便是当时一位小学教师编写的。但随着近年来离开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些“宝贝”眼看会有被“埋没”的危险。胡明合觉得自己不能眼看着不管，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重印《李山书》。

　　印书首先要有钱。此时村里打算重修祠堂。李山村全村人都姓胡，原有一座胡氏宗祠已年久失修。村里商量决定按族中各房来分摊修建资金，但筹得的款项远远不够。胡明合闻讯后，心生一计：将修祠堂和重印《李山书》两件事搁在一块，以保存李山历史的名义，写信向李山村在海外的老乡募捐。他心想，如果祠堂能够建成，《李山书》也就有望出版。

　　事情开始并不顺利。华侨们担心钱捐出去了会被贪污掉。胡明合揣上自己家的屋契，从瑞安跑到村里向乡亲们发了狠话：“祠堂要是盖不起来，就把我家房子给卖了！”加上胡明合又吸取了华侨们的意见，由村里各房推举一人，成立了一个七人管理委员会，又公推其中一位成员负责管钱，所有账目公开。那些华侨们这才放心地把钱捐出来。

　　款募齐之后，他自己一头扎在村里专管祠堂的修建，把整理出版《李山书》的任务交给念过师范、现已退休的小学同学胡美英去张罗。好在胡美英也不负使命，以古稀之年，一个人承担起全书的编辑、印刷、出版等事宜。2008年年底，祠堂终于落成。村中已搬到文成、瑞安、温州等地居住的胡姓族人纷纷回村参加盛大的入祠仪式，已定居在意大利、奥地利和荷兰等国的亲戚也派代表前来庆贺，全村男女老少一共到了250多人。这也是李山村多年未见的盛况。而与此同时，《李山书》也得以重新印刷出版。

　　趁我们一行到来，胡明合在村礼堂里举行“《李山书》首发式”。与现场刻意制造的热烈气氛对比，台下稀稀落落地坐着几十位村民，几乎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胡明合是主持人，他好像丝毫不受影响，讲话的派头像站在部队队列前做战地动员。内容大意是回顾李山的历史，强调重印《李山书》的意义，表示重振李山村的决心。可惜扩音器出了点毛病，一出声像二重唱，震得人脑袋嗡嗡响。笔者听了半天，听得清楚的是两句话：一是“《李山书》是一部百科全书”；二是“爱国爱乡是一条真理。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李山人！”

　　就这两句话，使笔者对这位个子不高、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胡明合老人刮目相看。

　　中国文化的小百科全书

　　《李山书》确实是一部内容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从中国历史朝代、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教育军事、风俗礼仪、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记账订约，以及竹木花草、飞禽走兽等，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常识应有尽有。书中还专辟“洋货”一篇，介绍当时还刚刚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器物，除了日用的“洋油洋灯，洋伞洋巾”之外，甚至还有“显微镜”、“地球仪”之类的“高科技产品”，可见编者的“与时俱进”。

　　与中国传统私塾读物一样，《李山书》中也有道德教化方面的内容，如“修身六言”篇中，教导村民“宁可人做不义，切勿我为不仁。”书中还包括了汉语修辞知识，如“四声”和“反对字”两篇。

　　笔者不禁揣想，上世纪初生活在中国南方山村的农民，念了这样的课本之后，他们的见识眼界、心性气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在这册“中国课本”中，还点缀着一些奇珍一样的篇章，令笔者不胜喜爱。如“药材”篇，开篇便说：

　　生芪炙蓍别直高丽

　　东洋西洋附子炮姜

　　西党当归厚朴香薷

　　山楂麦芽神鶱菊花

　　四言句之后，紧接着三字句：

　　淡竹叶金银花

　　淡苁蓉熟地黄

　　龙胆草何首乌

　　覆盆子山慈菰

　　笔者念此篇时，仿佛闻见一缕奇异的幽香。这些名字是花朵，是果实，是一根一茎，一枝一叶，教你想起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细心的编者还注上当地俗名：“龙胆草俗名鲤鱼胆”、“月季即月月红”、“凤仙俗名金交剪”等。

　　同样别开生面的还有“颜料”一章：

　　大红小红桃红枣红

　　品红水红粉红银红

　　金黄姜黄藤黄鹅黄

　　虎黄市黄杏黄蛋黄

　　京蓝毛蓝品蓝翠蓝

　　老蓝宝蓝洋蓝月蓝

　　……

　　这哪里是课文，分明是姹紫嫣红的缤纷花朵从天撒落！笔者发现，这些颜料有一个特点：它们的前缀大多是一些植物或矿物。它们组合在一起时，顿使色彩有了生机，有了活泼泼的灵性；而它们背后是一双中国眼睛。

　　笔者很难给这册《李山书》下定义，所有现代中小学教材的学科分类都不适用于它。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乡土教材。也许可以说，它是一册带有鲜明乡土色彩和时代色彩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小百科全书。

　　如今，已经无从知道，当年的那位编者是怀着怎样的情怀来编写这些课文的。但笔者却由此悟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薪火并不都是靠知识精英们传承下来，那些僻处乡野的读书人同样担当了重要角色。或者说，依赖于庙堂的典籍文化和生长于民间的乡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骨骼和血肉。在风云激荡的上世纪，李山村，还有《李山书》也一样承担了传承中华文化命脉的重任，但却鲜为人知。

　　据记载，1918年课本第一次出版，印数即达2000册。消息传开，附近山区民众翻山越岭到村里购买，供不应求。该书还成为在校学生的补充教材。之后又重印三次，总印数达1万册，使李山村成为百年来的无文盲村。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温州专员许蟠云来李山村组织民兵抗日。在民兵成立的庆祝会上，一百多名民兵都在签名簿上签上自己的姓名，令许专员大为惊叹，待了解缘由之后，遂命名李山村为“文明村”。

　　在《李山书》重版“前言”中，有对编者的简略介绍：胡伯庄，瑞安师范讲习所毕业，任李山国民校长十七年，为解决山区贫困民众读书难问题，特地编写了《簿记适用》石刻本出版。

　　而“前言”的最后一句话促成了笔者的李山之行：该书出版时间距今已近百年，但仍有些读过此书的八旬老翁能背出书中的部分段落。

　　“照这样子下去，再过十年李山村会"断种"！”

　　那天下午，在村中刚翻建的胡氏宗祠里，举行了座谈会。按照笔者的要求，村中几位念过《李山书》的耄耋老人悉数被邀请出席。村中的“长老”们也悉数出席，有现任村委会主任，老书记，前后两任村小学校长等，年岁大多在古稀以上。老人们济济一堂坐满了祠堂的东厢房。

　　笔者原以为只是请这些老人背一背《李山书》，可出乎意料，老人们情绪激动、争先恐后地向笔者诉说李山村的办学历史。

　　李山村建村于乾隆47年（1782年），村中原有私塾。1912年办了李山国民小学后，一直借用民舍为校舍，先后换了两处房子。由于办学质量高，吸引邻近一些村庄的子弟来读书，随着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原先的校舍渐渐不够用。1940年，在曾做过多年教师的族人胡同甫先生的倡议下，李山村7个房族各推选两名首事，组成建校委员会，并推选同甫先生之子、当时任校长的胡虞为总经理，全面负责建校事宜。建校经费则由建校委员会研究决定，根据各房族的经济现状及人口多少，按总造价的百分比来分担。

　　工程开始第一年，投入国币4000多元，民工2000多人；次年，为筑窑烧砖瓦，凡村中18岁至45岁的男性，每人分派烧柴两千斤（老秤，合2500市斤），担泥两千斤。工程进行到第四年，经费不足，以“呈会”（温州民间常见的集资方式）方式解决。1947年校舍告成。前后历时7年，总投资国币93万元。尤其艰难的是，始建时物价每百斤稻谷仅5元，民工一天的工钱仅5角，后物价逐年猛涨，5倍、百倍乃至千倍地递增，故最后一年的支出竟达80万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单建校舍，发动村人投资，献工献料，是有一定困难的。聪明的村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祠堂和校舍的功用合为一体。如学校的礼堂便是宗祠，但只挂宗祠匾额。三间神主厨前面用十二扇门关闭着。关上门后看不到里面的神主牌、烛台和香炉。每逢初一、十五或节日，人们来烧香时才打开。为了保证学校的教学秩序，祠堂内不建戏台，此种做法，在当地前所未有。总经理胡虞先生，七年来为建校舍鞠躬尽瘁，操劳过度，在校舍落成的第二年与世长辞，年仅37岁。

　　校舍落成后，为保证学生入学和教师工资，宗祠从各房的“清明田”中，筹集“校田”八十六石，作为学校常年经费。

　　据上世纪70年代做过李山小学校长的胡从久先生介绍，解放后，学校进一步扩大为“李山中心小学”。全盛时期学生达到370人,教师20余人；有小学六个班级，初中三个班级。教师中还有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为了使他们能够安心在村里教书，村里沿袭过去“校田”的传统，动员在国外的亲戚捐款，专门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每月给这些外地教师若干补贴。

　　然而，像中国近年来很多乡村学校的命运一样，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校的在校学生渐渐减少，一部分孩子随着父母出国，一些家境好的也纷纷随父母搬到山下玉壶镇或瑞安县城去居住。为了能留住剩下的孩子，1991年,侨居奥地利的胡虞之侄胡元绍出资10万元人民币，将校舍进行全面修理。但学校依旧日渐衰落。就这样一直持续到2004年，全校只剩下8个学生和4个教师，最后不得不合并到山下的玉壶镇去了。从此，1912年便开始办学的李山村没有了学校，只留下空荡荡的校舍。

　　老人们说到这些，忧急之情溢于言表。从他们口中还得知，李山村1949年前在国外有百余人。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全村亲带亲，戚带戚，在李山村与欧洲大陆之间，汇成一股看不见的出国洪流，大多是往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等国，很多人家都倾家出国，只剩下村中一座座铁将军把门的空房子。60多岁的现任村委会主任胡锵弟说，全村总人口5000余人，90％都在国外或外乡，留在村里只有100多人，且多是老人。由于没年轻人接班，他已经连当了两任村长还退不下来。

　　“我们大家都说，照这样子下去，再过十年李山村会"断种"！”胡明合用一句本地话总结说。他告诉笔者，他们之所以要重修祠堂，重新整理出版《李山书》，目的就是想留住李山的“人心”。他还透露了“雄心壮志”：村里打算办一个李山历史纪念馆，将李山村的百年办学史、百年华侨史，还有革命游击根据地史，通过文字、图片和实物，分门别类进行展出。他还强调，李山人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忘记自己的根。

　　邹鲁遗风，诗书之邑

　　座谈会上的这个“开场白”实在有些长，主持人胡明合好容易让众人安静下来，先请95岁的胡从治老人背《李山书》。老人不慌不忙地挑了“药材”篇，张口便背了起来：

　　生芪炙蓍别直高丽

　　东洋西洋附子炮姜

　　……

　　一共204种常见中药材，24种中成药，共158行，一气背完，且口齿清晰，不打磕巴。众人无不折服，老人家神情自若。接着91岁的苏竹孙老人背“金器”篇：

　　上册已说下册继述

　　先说金器众须切记

　　如意金钗银圈银牌

　　耳坠耳荢耳珰耳环

　　……

　　“金器”篇是下册第一篇，其中有些句子很美，如“嵌玉镶银，点翠镀金”等。全篇共68行，苏竹孙老人也是倒背如流，背完了还张开缺了牙的嘴得意地问：“是不是啊？”老人说自己13岁从外村到李山做童养媳，之前不识字。进了胡家后，爷爷便拿着《李山书》一篇篇教她认字读书。边上的老人补充道，当时李山村嫁出去的“囡儿”（即女儿）都识字，娶进来的媳妇都不识字。苏竹孙老人的老伴胡克茂还说，他那时才十来岁光景，已经算个劳动力；晴天下地干农活，下雨天或农闲时才能去读点书。村里上不了学的人大都是这样学会认字的，李山村“全村无一文盲”便由此而来，故2009年春李山胡氏宗祠落成的祭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家贫读书，邹鲁遗风；诗书礼仪，风盛本邑。”笔者想起三四十年代陶行知、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大力推行的“平民教育”和“小先生”运动，当时陶行知和胡适家中都办了“家塾”，由家里上学的孩子放学回家教仆人们认字，而李山村的“平民教育运动”则完全是自发的，而且是“全民”的。它也印证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信奉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风尚。

　　四位老人分别为大家背诵了《李山书》中的“茶食”、“海味”、“禾谷蔬菜”、“修身六言”等篇，个个都是一口气背下，且四个人旗鼓相当，不分伯仲。苏竹孙老人连背了三篇。

　　笔者问他们学了《李山书》有什么用。老人们说能写信，比方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可以给在外面的亲友写信托其代买。在当时没有电话也不通公路的条件下，这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还有能记账，每年收成多少，结余多少都能记下来，平日借债放息、买卖往来也有账可查。最有意思的当属苏竹孙老人，她说还能看懂对联，现在村里每有红白喜事她都会去念念那些对联。

　　李山村的“邹鲁遗风”在村中处处可见踪迹。在村口礼堂的墙壁上，有一块水泥制的黑板报。这块黑板报的负责人为77岁的退休教师胡冠绍老人。他做过村小和初中教师，自1997年开始，他每个星期为村里出黑板报，一个星期换一期，已经坚持了12年,共出了507期。他一个人还订了5份报纸。笔者去李山村的那天，见黑板报标题为《新医改方案明确，人人享有基本医疗》、《2009年全国爱鸟周活动在温州世纪广场举行》。老人解释，后者是因为李山村人的爱鸟意识还不够，故选了这条信息来教育村民。

　　92岁的胡从桃老人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是打扫村里的道路，打扫完之后才回家吃早饭，一年365天，天天如此。村委会给他工钱也不要，已经三年多了。难怪笔者这回去时，见村里虽然有些冷清，但道路清洁，井井有条。老人们还不无骄傲地告诉笔者，村里向来不但白天不锁门，甚至夜不闭户。那些出国或进城的人家留下的空房子长年到头只挂着一把锁，只有清明扫墓时才有人回家，可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的事情。

　　在与这些老人们的对话中，笔者感觉到，他们对李山村的感情，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他们离不开这个村子，是因为这里有太多与他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他们年少时的记忆，村口的禁赌碑和风水树，列祖列宗的牌位，年迈的老父老母，还有屋后山坡上那一座座祖先的坟茔……

　　在李山的那两天，笔者一直想问问出黑板报的胡冠绍和义务扫地的胡从桃老人：李山村现在就剩这些老人了，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

　　可笔者最终没有问。在笔者眼里，他们如同一群坚守阵地的老兵，不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绝不放下武器。他们身后的阵地便叫“故乡李山”。

　　那天晚上，笔者一行住在胡海宗老人宽敞的四层楼里。村子里静悄悄的，听不见鸡鸣狗吠和孩子的啼哭声，只有寥寥几座屋子透出灯光。

　　次日早上，我们一行离开李山村，老人们赶到村口送行。在出村的路上，我们遇见了胡从桃老人。老人家正拿着一把竹扫帚和一个簸箕，步履蹒跚地准备去扫地。

　　村口的那几棵雄伟的大柳杉很快消失在身后。笔者的心情却变得沉郁。许多印象盘旋在脑海里，与老人们布满皱纹的面容重叠融合，化成一连串问号。在李山的短短两天，笔者仿佛无意间触摸到中国山村的脉搏和心跳，而这脉搏和心跳在大时代洪流中显得那样微弱，微弱得几乎不为人所觉察；但又是那样顽强，顽强得让你怦然心动。笔者想，在中国版图上也许很难找出第二个这样百年来无文盲、无赌博、无偷盗的村子，如果有一天她真的“断种”了，也许不会引起任何人关注。但笔者不知道，还有无数个跟她一样的中国乡村，它们的集体消亡难道也同样不值一提？而这些村庄的消亡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说：“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表现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那些倚赖矿产来维持生活的人看来是迂阔的。海外华侨可以劳苦终日，一文一文地储蓄了寄回家乡，死了把棺材遥远地运回去安葬，那种万本归原的办法是西洋人所不能了解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象征着乡土联系的最高表现，而乡土联系却维持着这自然的有机循环。也就是这有机循环，从农民的一朝拾粪起，到万里关山运柩回乡土，那一套所维系着的人地关系，支持着这历久不衰的中国文化。”

　　在李山村，这种联系表现得尤其鲜明。村中及村庄附近的所有道路、公厕、凉亭、老人亭、土地庙、礼堂、宗祠、校舍、基督教堂和颇为气派的祖坟绝大部分为国外华侨捐资所建。改革开放以来，李山村的面貌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装了自来水、变压器、电视转播台、程控电话、网络数字电视、数字宽带等一系列现代化设施，其中华侨集资建设的占了80％。但这一切仍阻止不了村子日渐沦为“空心村”。

　　费孝通先生同时还说：“提倡都市化是不错的，但是同时却不应忽视了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果其间桥梁一断，都市会成整个社会肌体的癌，病发的时候城乡一起遭殃。中国却正患着这病症，而且，依我看来，目前正在病发的时候了……”

　　这篇文章作于1947年的清华园。

　　如今，李山老人们的重修宗祠，重印《李山书》，录制村史，从某个意义上既是重续历史，也是一场自救运动。用当下知识分子的话来说，是乡土中国的文化自觉。笔者很想替李山村的老人们问一句：李山村的宿命除了成为全球化、城市化压路机下面的“牺牲者”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