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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林背后的兴衰交替

　　发生在遥远的巴西丛林里的故事，听上去似乎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因此，尽管是发表在大名鼎鼎的《科学》杂志上，安娜·罗德里格斯和同事的这篇谈论巴西林业问题的论文，在国内科学界似乎波澜不惊。

　　以至于，当来自中国的记者拨通作者的电话时，她自己也不敢肯定，这样一份研究，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点儿什么启示。

　　发表于5天前的这篇简短论文，话题本是老生常谈——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搞开发，是否能给当地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年轻的葡萄牙女科学家用3页纸、11份图表，试图向人们证明，在亚马逊丛林每天都要发生的树木砍伐，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期待中的经济回报。

　　在巴西，这种砍伐不曾间断，已持续千百年。据安娜介绍，最近一次砍伐浪潮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不绝，并逼近了亚马逊丛林腹地。

　　一方面，环保主义者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请人们为了保护自然，牺牲一些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受生计所迫的巴西人，仍旧年复一年，纷纷涌向还没被开发的森林。

　　他们砍掉树木，焚烧荒草，在上面种庄稼，盖房子，并期望富日子快点到来。但按照罗德里格斯女士的研究成果，这些期望都只是空想而已。即使牺牲了森林，也绝无实现之日。

　　这位黑发女科学家直言不讳，在一个地区的毁林造田刚开始时，人们的确能获得经济兴盛。但好景不长，随着砍伐加剧，经济又会不断衰落，并回到甚至低于砍伐前的水平。

　　也就是说，用不了多少年，从森林的尸骸上得到的好日子，又得还回去。到时候，森林已消失，好日子也没留住，只得两手空空。

　　不要以为这只是环保主义者的旧调调。为了得出这个结论，安娜和她的同事费了大力气。他们在巴西挑选了286个城市社区，先找来卫星拍照，获取了这些地区的森林消失情况统计，然后通过多种渠道，搜集到这些地区的人口数据。这些人口数据是政府通过逐户访问得到的。每个家庭都被详细询问人数、生活质量等。

　　根据卫星照片显示的森林毁坏情况，巴西这286个城区被安娜和她的研究团队划归若干阶段。有完整森林覆盖的归类为A级，也就是未砍伐地区。然后依次从B、C排下去。砍伐正在进行中的城市，标记为D，而树木基本砍伐殆尽的，则是最严重的G。

　　此后，安娜等人将获得的社区人口数据与他们所处的砍伐阶段进行比较。她用来衡量生存水平的指标，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制定的，名字叫HumanDevelopmentIndex（简称HDI），具体来说，除了人均收入，这个指标还纳入了教育水平、预期人均寿命这些指标。

　　经过繁琐的对比和统计学计算，安娜和同事的结论跃然纸上：尽管随着砍伐的进行，砍伐区的HDI逐渐上升，甚至接近巴西的中等水平。但对砍伐后地区的研究证明，HDI已经落到较低水平。

　　在《科学》杂志上，由作者提供的一条条生活指标曲线，无不经过短暂的上升后，最终折转滑落。原以为砍伐森林可以改善生活条件的人们，能获得不可持久的繁华，然后一切又归于荒芜。

　　当然，这只是她对亚马逊地区的分析。当被问到中国的时候，她沉吟良久。

　　安娜论文的中国现实版

　　在这篇只有3页的论文里，许多人读出了整个亚马逊地区千百年来的荣衰。这是一种由兴盛到衰落的变迁。被贫穷驱赶的人们，通过砍伐森林的方式追求幸福，却最终一无所获。

　　当然，这幅宏观图景，是通过对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数据进行对比得出的，而不是直接描述每一个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砍伐进行，首先增长然后降低”的过程。

　　不过，通过这种分析，安娜在论文里还是尝试解释这种兴衰过程产生的原因。

　　尽管这种“兴——衰”模式早就有人提出，却都是估计，安娜和她的研究团队，第一次用数据证实了这种猜想。

　　只是，论文里干巴巴的数据，并不能记录下森林缩减的过程，也无法描绘那些伴随着迁移的个人命运。安娜本人也相信，住在丛林里的人，比谁都清楚这种兴衰转换，不需要一篇论文来说三道四。

　　尽管去亚马逊旅游的时候，她对森林里的鸟感到着迷，但她同样对人们砍伐森林深表理解：“他们并没有选择，只能关注近期的利益，即使他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安娜并不是亚马逊专家。事实上，她的论文是坐在遥远的英国的电脑边，而不是在亚马逊丛林深处完成的。她的研究方向是“改变自然生态同人的发展有什么联系”，只不过这一次，亚马逊地区为她提供了非常典型的数据，和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模型。

　　但是现在，她发现，她很难用这个典型的模型，为中国这样的地区提供直接的参考意见。她不知道这个模型是否可以应用到其他地区，她甚至不知道，其他地区是否也会遵循和亚马逊地区相似的发展模式。

　　不过，她补充说，这个模型虽然不能套用，但她的分析方法可以推广。她建议，中国人不妨也按照这种方法，“去寻找森林砍伐与贫富之间的相关性”，从而考察损失的自然环境，是如何影响当地发展的。

　　“中国的状况我不了解。”在被反复问及关于中国的问题时，这位从没到过中国的女士强调。

　　不过，她的中国同行、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副院长温亚利，对此显然并不陌生。他表示，亚马逊的经济模型，在中国切实存在。

　　1950~1960年代，林业部门政企合一，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大量国有林被采伐，但这种资源消耗模式无法形成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森林砍完后，土地失去了原有的生态屏障，长期耕种还导致土地退化，当地人生活难以为继。

　　温亚利介绍的例子，听起来像是安娜论文的中国现实版。据他说，这种例子至今在中国也有很多，有些农村地区，每户人本来有几亩地，就靠这个生存。一开始，当地通过砍树，迅速获得了直接收益，但10多年以后，不但整个地区生态环境出了问题，连原来的耕地也受到破坏，生活陷入窘迫。

　　看起来，在亚马逊丛林发生的历史循环，同样出现在中国，只是安娜不知道而已。

　　为解决中国环保界的误区提供借鉴

　　当得知安娜等人在《科学》上的论文内容后，西南林学院副院长杨宇明勾起心中不少往事。

　　其中一件，发生在美丽的香格里拉大峡谷。2001年，全国一群环境和林业学者前往考察。除了丰富的物种和美丽的景致，考察报告上，他们还提到了新发现的若干沉矿带。不久，当地掀起开矿热。

　　森林被砍伐，木材和矿产带来短暂的经济繁荣，杨宇明却担心那里将重蹈东川的覆辙。自1950年代起开采铜矿后，经济发展逐渐被污染的环境、多发的泥石流所抵消。时至今日，有人估算，在治理东川泥石流上花的钱，可能比当时采矿所得更多。

　　另有专家谈到中国林业问题，则连连表示“太敏感”，不愿意透露身份。他认为，在中国云南等地区，将原有的森林砍伐后，栽种速生的经济林木，同样可以归为安娜教授论文中提到的“毁林造地”类型。

　　他担心，这样做的结果将正如这篇论文所揭示的那样，本以为可以以牺牲环境的方式改善人们生活，而长期来看却将一无所获。

　　杨宇明则觉得，安娜等人的论文，为解决中国环保界的一个误区，提供了借鉴。

　　在中国，提倡环保和提倡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两派之间，一直有很大矛盾。利用派指责保护派“不顾当地人的利益”，保护派则讽刺利用派“不要后代的发展”。双方严重对立，并往往引发口水战。

　　“结果正如那篇论文的结论一样。”杨宇明说，尽管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开发，却未必使经济真的得到繁荣，并改善人们生活。相反，这位中国林业学家借用安娜的研究结果推测，可能是既毁了环境，也没发展经济，最终两头落空。

　　在电话里，谈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安娜认为，人们砍伐森林的原因可能是，砍树的人并没有土地，看不到林木减少对土地和庄稼的影响，而只是靠木材维持生计。而那些因为森林存在获得好处的人，却没有为这些好处付钱。

　　她认为，这样就形成一个坏的循环。拥有森林资源的人如果不能砍树，就会感到受了损失。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把这个循环切断，比如，给那些以森林资源为生的人作出经济补偿，使他们“因为不砍树而得到好处”，就是一个办法。

　　坐在实验室里摆弄数据的安娜·罗德里格斯，对于因眼前利益而毁坏环境的人们，给予理解与同情。她想象，在那些遥远的地方，“有时候，学校学费升高就能让人们多砍树赚钱”，或者，医疗费用升高也将如此。

　　在论文里，女科学家安娜用平静的文字叙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兴衰大潮。回到现实中，说起被那股大潮裹挟着的普通人，这位年轻女性的声音开始带上感情：“不是因为那些人贪婪，只是为了活下去，没有别的选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