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背景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人民法院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责任重大。司法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应采取何种原则？未来金融危机又会对司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系列问题摆在各级法院面前。

　　早在今年1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发布实施了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12条措施。随后，又完善出炉了名为《重庆法院应对金融危机保障经济增长的研判与对策》的调研报告，以其针对性和前瞻性得到了各界的好评。今天，记者就司法应对金融危机中一些关键性问题，与有“先行一步”经验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展开了深度对话。

　　找准“融合点”化被动为主动

　　记者：作为审判机关，与行政机关相比，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法院到底有何优势呢？

　　钱锋：我认为法院的优势有3个。一是熟悉法律知识。法院运用法律方法调节经济关系，尤其在知识产权、金融安全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可以发挥程序优势，以严谨公正的司法程序，妥善解决企业破产清算等较为复杂的债权债务问题。三是可以发挥职能优势，综合适用刑事、民事、行政法律责任，该打则打，该调则调，该保则保，遏制违规行为，稳定经济秩序，保障树立投资信心。

　　记者：经济活动瞬息万变，而法院的审判具有滞后性和被动性，您认为，法院应该如何调整角色？

　　钱锋：滞后不等于落后，司法必须灵敏洞察“经济万象”，不断作出新调整、新应对，以适应变化的经济关系。

　　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关系和秩序在局部发生变化，进而形成新的民事、行政法律关系，最终可能通过诉讼形式表现出来，司法必须跟进调整。只要抓住服务发展大局的“牛鼻子”，找准经济社会规律与司法规律的“融合点”，就能变间接为直接、化被动为主动。

　　通过调解引导劳企达成谅解

　　记者：受金融危机影响，一部分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由此引发了大量诉讼，一些被告上法庭的企业面临破产。对于这些涉诉企业如何进行司法保护呢？

　　钱锋：从重庆法院接触到的情况看，涉诉企业大致分为良性经营型、暂时困难型和危机型。对良性经营企业，我们加大司法扶持力度，不为企业“添堵”，重点支持优势企业并购重组中小企业，帮助延伸产业链。对尚能从事生产经营、面临暂时困难的企业，运用重整、调解、和解等方式盘活企业，避免因形式合法的刚性手段使企业步入绝境。对产业结构不合理、确无挽救希望的危机型企业，根据当事人申请启动破产清算程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记者：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由于企业经营困难导致的劳资纠纷大量进入法院，法院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保护上的平衡？

　　钱锋：2008年第4季度至2009年3月，重庆劳动争议案件呈“井喷式”增长。在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的情况下，部分企业通过裁员、降薪降低生产成本，加剧了劳资纠纷。

　　我们的做法是，尽力通过调解引导劳企双方达成谅解，共渡经济难关。可以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引导达成分期支付工资、部分劳动报酬入股协议，缓解劳动者和企业的燃眉之急。对于恶意裁员及故意拖欠劳动报酬的案件，畅通诉讼“绿色通道”，快审快结，及时执行。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应对危机

　　记者：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单靠法院或法院某一个部门的单打独斗，恐怕难以形成合力。在资源整合上，重庆法院是如何做的？

　　钱锋：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还是颇有心得的。重庆法院实现了3个方面的整合：一是集中处置金融危机系列案件。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群体性案件，通过指定管辖、统一裁判、集中执行方式处置，避免出现裁判标准不统一、执行手段有冲突的现象。二是整合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加强与国资委、工商联、外经贸委、金融机构等的联系，建立经济社会重要信息收集处理利用机制。三是整合司法自身资源。把最好的审判资源投放到与金融危机直接相关的审判领域，探索建立金融、劳动争议专业审判组织，确定相对固定的审判单元负责审理重大项目诉讼案件。

　　记者：据了解，为应对金融危机，今年重庆市将对重点项目投资1500亿元，实施政府主导类重点建设项目150个，拆迁危旧房360万平方米，这将给司法审判带来什么影响？

　　钱锋：大规模公共投资背后是公权力的行使，个别不法分子可能从中寻找权力寻租空间。贪污贿赂、侵吞国有资产等职务犯罪和公共采购、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的商业贿赂，应成为重点监控对象。

　　系列刺激消费政策势必增强市民买房、买车的意愿，汽车消费按揭贷款纠纷、商品房按揭贷款纠纷也会随之增长。“家电下乡”项目的实施及农村商贸网络建设的加快，使相对沉寂的农村消费市场空前活跃，如何通过司法层面保护农村消费者权益、促进农村市场商品流通，是全新的课题。

　　本报重庆6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