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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4时，天还没完全亮，兴奋剂检查官李先生就已经睡不着了。他索性起床，重新整理了一遍一会儿出门要带的东西：证件、授权书、任务书和样品瓶，等着出租车5时来接。

　　李先生住的宾馆位于上海虹口足球场附近，要去的地方是位于80公里之外的青浦的东方绿洲体育基地。作为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派出的检查官，他今天的任务是先找到这个基地，再找到在这个基地里面训练的3名运动员，按照规定采集他们的尿样，最后把他们的尿样送回位于北京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进行检测。

　　和李先生同行的还有一位姓李的女检查官。一般来说，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检查处派出执行采样任务的检查官都是一男一女搭配，分别负责男女运动员的采样监督。这一次两位李老师搭档，要先后前往5处分散在不同位置的训练基地，完成21例尿样的收集工作。

　　在得到反兴奋剂中心的首肯后，记者有幸亲历了这次飞行药检的全过程。

　　带齐器材，天不亮出发

　　5时整天光大亮，出租车已到宾馆楼下，两位李检查官准时下楼，他们的行李就是一个大的拉杆箱，里面装着一大堆收集尿样用的样品瓶和其他采样器材。

　　兴奋剂检查官们出差时总会多带一些瓶子，原则上要保证每名接受检查的运动员可以在3套瓶子中选择1套，这就是说，如果要查3名运动员的话，最少要带5套瓶子。

　　据检查官介绍，如果有运动员喝水过多导致尿比重不合格的话，还会用到更多的瓶子，这些都要提前做好准备。样品瓶一套有两个，就是人们熟知的A瓶和B瓶。这种瓶子在国内还没有厂家能够生产，都是从瑞士一家公司进口，生产标准经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认证，每套的价格在200元人民币左右。

　　“我们一直在使用这种瓶子，去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时，奥组委专门订了一批瓶子，上面印上了北京奥运会的标志，这就是纪念版的样品瓶。”

　　检查官介绍说：“运动员完全不必担心瓶子出问题，扔掉保险圈以后瓶子才能拧紧，瓶盖拧紧后是打不开的。如果采样当场没有泄漏，那么密封装好送到实验室以后，是由专门的机器把瓶盖粉碎以后再测样品，所以这个环节可以让运动员放心。”

　　运动员没起床，检查官已到场

　　6时刚过，出租车已经停在上海东方绿洲体育基地的门口，备战十一运会的上海游泳队就在这里集训。两位检查官向守门的保安说明来意之后进门。基地里很静，偶尔有几声鸟叫。办公楼上的大牌子上写着“距离十一届全国运动会还有×××天”的字样。两位检查官没进办公楼，他俩核对了手中的资料，检查了运动员行踪表上的名字和住处，就径直向运动员宿舍走去，他们此时要做的，就是直接通知运动员本人提供尿样。

　　运动员行踪表，检查官的GPS

　　行踪表是兴奋剂检查官寻找运动员的直接依据，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规定，国内运动员必须将未来3个月内每一天的具体行踪上报，这就是常说的按季度汇报。具体到训练的时间、地点以及宿舍门牌号码，还有旅行的起点、终点，如果有变更，比如更换训练地点或房间，必须提前48小时向反兴奋剂中心汇报。

　　行踪表并不神秘，但异常重要。检查官之所以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运动员面前，所依靠的就是运动员行踪表。

　　“说行踪表价值千金并不过分，特别是对一些明星运动员来说。不过对检查官来说，所有运动员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我们拿到的行踪表都是分时段的，每个时间段运动员在哪儿，我们都要掌握。如果运动员不在行踪表上显示的地点，也就是说我们按照常规信息找不到运动员，我们会立即通知他的主管教练或者队友让他尽快赶来。”

　　在早上6时到晚上11时之间，运动员会在行踪表上给出一个小时的“建议时间”，这意味着如果兴奋剂检查官在这一个小时的“建议时间”内没有见到运动员，那么该运动员很有可能受到不少于禁赛3个月的相应惩罚。

　　新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从今年开始实施，新条例对于运动员的行踪报告规定更加严格。在赛季之外，运动员每天要向主管反兴奋剂的机构汇报自己某一个小时的行踪。

　　就在上周，1名哈萨克斯坦自行车运动员因为没有按时提交行踪报告，被车队禁赛两周。据外电预测，类似的处罚只会更多。

　　实际上很多外国运动员对兴奋剂检查有抱怨，就是因为检查官可以根据他们的行踪表随时出现在他们面前。例如西班牙网球明星纳达尔就对必须提供行踪表表示不满：“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囚犯——我母亲都不一定要知道我每天在什么地方。”

　　但明星可以做的也只有抱怨，从今年开始，世界网球排名前50位的选手都必须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每天必须提供1小时可用于药检的时间，如果18个月内3次错过药检，将被禁赛两年。

　　美国自行车明星阿姆斯特朗在自传里写道，他参加完比赛，在精疲力尽的第二天早上，经常会有检查官敲开他的房门要求采样。“这严重影响了我的休息，有时候我甚至想不起来我身处何方。”

　　这样的例子并不特殊，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这一次两位李检查官早上6时赶到东方绿洲训练基地，就是要在运动员刚刚起床时采集样品。

　　两个多小时采4瓶尿样

　　“我们这么早过来采样，就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建议时间"。”检查官说，“我们的工作不能干扰运动员的正常训练，所以我们尽量在"建议时间"内完成采样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放弃"建议"之外的检查时间。”

　　由于行踪表上登记的信息没有错误，两位李老师很顺利地找到了3男1女共4位需要检查的游泳运动员。这几名运动员都还没有起床，但他们对兴奋剂检查的程序显然并不陌生。在被叫起来之后，检查官给他们看了兴奋剂检查官证件和国家体育总局给反兴奋剂中心的授权书，他们就带着自己的证件去办公楼的一间会议室集中，随后主管教练和队医在接到队员的电话后也相继出现。

　　接下来就是等运动员提供尿样，这个等待的过程大部分都不会太长，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但长达1小时甚至数小时的等待对检查官来说也是家常便饭。

　　从通知运动员本人到运动员提供完样品，整个过程运动员不能离开检查官的视线，而比较容易出现异常情况的环节也在这个时间段，所以检查官在这个时候精神要高度集中。

　　这一次两位检查官碰到了特殊情况，一名候检的男运动员头天夜里腹泻，另一名候检运动员和他同宿舍，在照顾拉肚子的队友时上过厕所，所以两个人一直没尿，大家就都在会议室等着。

　　等到7时过后，食堂开饭了。运动员如果不吃饭会影响上午的训练。检查官就跟着运动员去吃饭，原则上检查官为了避嫌，是不能在运动队吃饭的，但有些时候因为情况特殊，检查官也可以吃点简单的早饭。

　　15分钟以后大家吃完早饭，检查官接着等运动员排尿，最后只剩下夜里照顾队友的那名运动员，他又喝了一些水，终于在临近8时30分时提供了样品。

　　和检查信息单再次核对无误之后，两位李检查官结束了这一天早上的采样工作。对他们来说，用两个小时收集了4例样品，算是比较顺利的。

　　来时乘坐的出租车还在门口等着，两位李检查官的下一站，是约70公里外的莘庄训练基地。虽然到莘庄基地之后还得等到候检运动员中午结束训练，但这已经是最科学的安排，否则一天的时间都搭进去也不见得能顺利采样。

　　因为这里是“飞人”刘翔的训练大本营，因此位于上海闵行的莘庄训练基地很有名。实际上两位李检查官对莘庄训练基地已经不陌生了。他们头一天上午抵达上海市区之后，中午就来到莘庄进行赛外检查，这已经是他们在24小时内第二次来到莘庄。

　　24小时两度造访刘翔训练大本营

　　两位李检查官第一天来莘庄的任务稍微艰巨一些，他们要检查包括举重运动员和田径运动员在内的5名运动员，举重运动员是国家体育总局授权检查的，田径运动员则是国际田联发给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授权书要求检查的。

　　两位李检查官时间算得很准，中午12时正好是训练结束之后，食堂里的运动员都不多了，大部分运动员都在准备午休，所以通知运动员的过程也并不麻烦，而且无论要找的人名气有多大，运动员和主管教练都很配合。

　　“有的运动员接受检查的经验比较丰富，对于提交样品这一套流程也很熟悉，所以他在操作过程中不需要太多讲解。”李先生介绍说，“这时就不用检查官说很多话介绍程序。”

　　但并非所有的运动员都是轻车熟路，一名举重运动员说，上一次接受赛外检查还是去年的事，今年只在赛内接受过一次检查，“有时运动员之间开玩笑，管被抽到检查叫"中奖了"”。

　　5名运动员中有4人只需接受常规尿检，国际田联要求接受检查的田径运动员还要附加检查EPO（促红细胞生成素），这就要求运动员多提供一些样品，别人90毫升就够了，但EPO的样品需要130毫升。

　　只不过除了两位检查官，别人并不知道这位提交了EPO样品的田径运动员在24小时之后还需要再次提交常规尿检样品。

　　“连着两天查1名运动员的例子比较极端，这次只是赶巧，绝不是特意安排。”检查官介绍说，“第一天是国际田联的检查，第二天是国家体育总局的检查，不是一回事。”

　　所以两位检查官二进莘庄的经历多少显得有些特别。

　　下午完成IPC委托，晚上去跳水队

　　实际上两位检查官这次来上海得到的授权还包括第三个系统：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IPC）。

　　IPC这次要查的残疾人运动员只有一名，在第一趟去莘庄完成任务之后，两位检查官顾不上吃午饭，直奔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赶到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的时间是14时，候检运动员正好没有训练，看上去两位李老师很快能在收集这个样品之后吃顿饭补充体力。

　　但等了近两个小时，运动员才有了尿意，“我们不能总让运动员多喝水以便排尿。”检查官说，“水喝多了样品达不到检测标准。”检查官随身带有一个仪器，是专门测样品标准的，只有符合数值要求，样品才会被认为合格。

　　等办完一切手续，按规定填完所有表格，两位李老师出门找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他们住宿的宾馆。宾馆在虹口区，之所以选择这个宾馆，是因为这里距离他们晚上要去的跳水队训练基地比较近。“我们拿到任务书以后，就要根据任务订计划。”检查官说，“没有计划瞎转肯定是不行的，而且样品运到实验室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完成尽可能多的任务。”

　　科学的计划会让检查官省许多事，但付出的是牺牲休息时间和无法保证按时吃饭的代价。在上海两天，两位李检查官不停地奔忙，只有在运动员面前才显出庄重和权威的一面，而原本预计需要三到四天完成的任务，收集齐21例分布于5个训练基地，分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国际田联和国际残奥委员会的样品，他们只用了两天。

　　本报北京6月20日电